朱学渊 - 為中國史學的實證化而努力

《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第二十九篇    

為中國史學的實證化而努力

我研究北方民族只有十年功夫，之於畢生從事某一課題的專家來說，十年只是樂在其中的瞬間。然而，大陸版的《中國北方諸族源流》和台灣版的《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在海峽兩岸冷寂的學術類書籍市場中都得到了熱情回報，這對於涉史不深的我來說，自然是非常鼓舞的；而對於通篇的離經叛道，讀者產生分裂的意見也是不奇怪的。

批評意見主要是關於我的方法，即利用比較語言來達成對亞洲人類遷徙的認識。這種批評的根據可以總結為：漢語是用圖形構造的漢字記載的，它們是表義不表音的，每一個漢字在各個時代的讀音也未必是一致的，因此用漢字記載的語音資料，如人名、地名、族名，都必須逐字逐代地辨認其讀音。而這樣的工作已經為古代訓詁家和西方漢學家完成了。

一位語言學者建議我常備一本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漢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他說：「大多數漢字的上古和中古讀音及其轉換規則都可以在裏面查出來。對這些讀音的理解不是靠現代方言能夠取代的。歷史語言學就像文科裏面的理科，自有其嚴格的科研規範，音轉規則就像數學公式，其間並沒有給我們留下多少想像的空間。」言外之意是：關於一切漢字讀音的「正確」結論已由前人製造完畢；而我們的任何努力都只能是產生「謬誤」了。

事實上，這不是什麼「科學規範」而是一種「文化意識」，科學是要打破思想的禁錮，而這種意識卻是要固化人們的思想，因此它一定是科學的敵人，不幸它又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也發生過一些變化，但其主流是從「迷古」轉為「崇洋」。如果後者是採用西學方法也好，不幸的又是大部分人只是接受的西方人的個別結論；而一旦接受了它們，又企圖把它們固化起來。

上一世紀，由於比較語言學方法的應用，「漢藏語系」理論很有斬獲。高本漢、王力等對漢字古代讀音的研究，或對漢字上古音、中古音的「構擬」，是將中古韻書作了拉丁化註音和有限程度的反推，其中還有若干主觀的和不妥的成份。譬如，認識漢語與藏緬語的關係後，人們注意到粵語比官話更接近藏語（如數詞「九」的讀音）的部分事實，於是他們的「構擬」便朝廣東話傾斜，近年還有古代洛陽話更接近現代廣東話的說法。事實上，《尚書》和《詩經》中的蒙古語成份表明，中原也曾經是阿爾泰語言的天下。

推行實證的手段，之於中國學術非常重要。譬如，匈奴首領的稱號「單于」俗讀chan-yu已久，我認為它應直讀為dar-ghu即與中原王侯之號「大禹／大父／唐堯／亶父」同音。《漢文典》和王力《同源字典》也都說「單」字的古音是tan（實為dan）；《漢文典》還給出「單」字的七個出處：

《詩》俾爾單厚；

《禮》歲既單矣，世婦卒囂；

《書》乃單文祖德；

《左》單斃其死；

《禮》鬼神之祭單席；

《詩》其軍三單；

《書》明清於單辭。

其實，這些「單」出處都是它的「字源」而非「音源」，無一能成為「單」字讀chan 而不讀 da／dan 的根據。

對於「單」的讀音可有兩個非漢語的證據。其一，《漢書•匈奴傳》說「單于廣大之貌也」，蒙古語是匈奴語最重要的成份，蒙古語「廣闊」一字是 del-ger，因此「單」 的聲部應是 d 而非 ch。其二，《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說「沃沮……在單單大領之東」，「大領」就是《金史•國語解》說的「忒鄰，海也」，「單單大領」就是「韃靼海」（今日本海），這是「單」讀da的又一證據。

西人高本漢和國人王力的工作是重要的，乃至偉大的，但遠非完備的，後人還是有補充和改良的空間的。譬如，高本漢意識到《詩經》《尚書》不是最古的漢字字源，因此他還在《漢文典》中盡力列舉了許多甲骨文字。然而只把它們當做「意符」，是不能解決漢字的字音問題的。本書前言說到：

甲骨之「帚」字是「婦」，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還是意符？始終沒有正確的理解；如果我們能有語音實證的自覺意識，它們不是「回紇」、「兀者」、「烏馬」、「斛律」、「悅般」、「惡來」，又是什麼呢？

司馬遷還遇到過更古老的語言或文字，他在〈五帝本紀〉結尾時說：

大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上古）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訓），薦紳先生難言之。

我以為「雅言」或「雅馴」是指後來形成的漢語，而記載黃帝事蹟的《百家》是「前漢語」或「非漢語」時代的著作，它最可能是用漢字記載的非漢語的故事，那種上古中原的語言，應該是今世北方民族的語言。

上世紀甲骨文字的成功解讀，中國史學的實證化有了長足的進步。而顧頡剛、傅斯年等人在揭示商族是「鳥夷」的同時，也認識到商族與東北「鳥圖騰」民族的關聯，從而把東方歷史人類學推進到幾乎破局的邊緣，然而他們未能竟功。其中一個表面的原因是，他們未能進入現代比較語言學的實證領域；而更本質的原因則是，他們沒有意識到中原地區曾經有過一個漫長的「戎狄時代」。

顧頡剛是二十世紀有大膽思想的先進人物，但他依然是因循傳統觀念來校點《史記》的。以〈秦本紀〉的「[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為例，「邽」「冀」既為戎狄，為什麼就不能是雙音節族名「邽冀」，而非要將它們斷成兩個單音節族名呢？這樣的斷點遠非只此一例。

《後漢書•西羌傳》又說「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為什麼「邽」「冀」又糾纏在一起呢？依我看「邽冀」就是「女直」，「杜鄭」就是「突厥-n」；而「小虢」與傳說人名「少昊」相關，也是同傳記載的族名「燒何」，或是流徙歐洲的匈牙利姓氏Sáhó（音xia-ho，匈牙利語s讀x；sz讀s）等。

顧頡剛以「疑古」成名，其實那並非真是「疑史」，大多只是「疑書」而已，即質疑成書的時代或作者的真偽，但這之於愚昧的「敬書」傳統，卻很有叛逆的意義。「懷疑」是「實證」的動力，而「疑書」也推動了「證史」的熱情。今天，史學家李學勤的工作大都是「證史」，顧先生很器重這位弟子。然而，一些信奉了「疑古」精神的先生，卻以為「證史」是反對「疑古」先聖的大逆不道。

科學是知識的進化系統，即基於一些認識背景和方法，不斷達成新的認識，並成為新學科和新手段的生長點。傳統學術只求「知」不求「識」，既不清理，也不外延，於是成了一堆垃圾，而那些鑽在垃圾裏「掏來掏去」，「倒來倒去」或「叨來叨去」的人，就是所謂「朽儒」了。現代出了幾個比較傑出的人才，和比較像樣的成果；於是立刻就會有人將他們捧為「聖賢」，把他們的成果固化起來，從而讓學術思想就此再止步五百年。

語言學是人類學的當家學問，然而中國語言學者卻大多成了文字學的奴隸，本書是為涉及中國人類源頭的史學實證化作的一個努力，我想以一個外國小故事來結束這篇結束語。那是幾年前發生的一場小小的「爭名奪利」，新西蘭某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採用基因手段證明了某些土著部落的血緣關聯，而該校的一些語言學家們聲稱，他們早在許多年前就預言過這個結論。希望有朝一日中國語言學家也能認識到自己的偉大功能。

 

2008年一月六日

202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訂

敬啟者， 奉上剛才修訂完畢的《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的電子本和一冊奇書《艽野塵夢》，我曾經為該書作了不少註記，但時間一久再加上家人出事，就找不見了，我也不想再麻煩自己，就把這部有人類學研究價值的好書發給諸位。又因為周策縱先生為《源流》作序，唐德剛先生生前也曾經給我很多鼓勵啟發，策縱先生去世一週年時我曾經寫過一篇追祭的文章，説了兩位先生的許多事情，所以就把這篇〈夢多塔記〉也發給諸位台灣學者做一個紀念。我想會有許多先生反對《源流》的見解，據知余英時先生就很不同意我的方法和結論，在幾近八十之年，對不同的看法只應有更多的自省；因此在修訂時，節刪了一些武斷或不當之句，即便「聊備一說」也是不可妄言的。 此致 朱學淵 2020年八月二十五日 夢多塔記 ——周策縱先生逝世周年祭 旅美中國學者兼詩人周策縱（字幼琴）教授，二〇〇七年五月七日下午六時於加州伯克利市阿巴尼鎮寓所去世，享年九十一歲。三月間我與內人曾去拜望，他已經處於彌留狀態，周夫人吳南華博士告訴我，先生的腦部功能已經不可能恢復。六月去洛杉磯參加「反右五十年討論會」的時候，聽蒙特利公園常青書店主事女士說，策縱先生已經于一個月前去世。我無幸是他的學生，但在他失憶前的最後歲月，有幸成為他的一個忘年的知心朋友，他的去世引起我極大的哀傷。 二〇〇二年六月一日，我去紐約參加司馬璐先生召集，周策縱先生主講的「胡適討論會」，那天我隨手帶了一冊《胡適雜憶》，策縱先生會間休息時下席來坐在我的身邊，見到這本《雜憶》就翻了起來，他側身對我說：「序是我寫的，這次出大陸版，唐德剛分了幾十元稿費給我，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到書。」我平時讀書是翻到哪裡讀到哪裡，根本就不讀序，於是覺得非常尷尬，會間趕緊讀了這篇序文，竟是一篇絕妙的文章。就這樣，我認識了周策縱先生。 策縱先生是德剛先生的摯友，第二天我隨司馬、策縱等先生往訪唐府，唐先生四月間中風腦部受損，起頭連老朋友也不認識了，開門時竟問策縱先生：「你找哪一位？」然而入座後就記憶恢復，妙語風生了，唐夫人吳昭文女士很高興，說交談有助病人康復。策縱先生從進門始，就謙謙地坐在一旁，面帶欣賞的微笑，不時還被德剛先生的連篇趣言逗得撲哧噴笑，兩個老朋友就象一對濡沫的兄弟。  圖三十三、晚年周策縱 那年二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拙著《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我準備在台灣出一個繁體本，本想請唐先生作一篇序，但見到唐先生的狀況，就沒有啟口，回來的路上把書稿給了策縱先生，他在車上就讀了起來……這一讀，勾起了他的許多想法，耗去四個月時間把「原族——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序」作就，發表在北京《讀書》和台灣《歷史月刊》上。我認識他以後的兩年中，他寄給我許多詩作和論文，還經常與我通電話，但不久後他的記憶開始衰退，而且病情發展得很快。因此「原族」就成了他最後一篇有影響的學術文字。 一九一六年一月七日，策縱先生出生於湖南祁陽竹山灣的一個士紳家庭，乃父周鵬翥早年留學日本，後參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時入幕討袁軍，失敗後逃亡日本，後來回鄉主持達孝中學（今祁東一中），詩文名重三湘。策縱先生說他的父親對甲骨文很有研究，甲骨文是十九、二十世紀相交時代的考古新發現，只有那些舊學深厚，而思想新銳的人物才對其有關注、有建樹。 陶鑄也是祁陽人，少年時在家鄉當過小學教員，策縱先生說陶鑄與他父親熟識。陶鑄為人很坦白真誠，在中共黨內地位很高，長期主持中南五省的工作，而且與毛澤東的私人關係特別好。可是他的父執輩朋友周鵬翥，卻在一九五二年被祁陽地方從廣西桂林抓回老家，由鄉間的土改積極分子拍板「就地正法」，一個辛亥老人就這樣被「無紳不劣」的意識形態草菅了；而陶鑄本人也因為開罪了江青，在不到二十年後的「文革」年間，從政治的巔峰上墜落而死。中國的精英和志士，就這樣一茬一茬地被剿滅或自噬了。 策縱先生和小他五歲的弟弟策橫，都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那是一所為國民政府培養黨務和行政人才的學府，課程設置與大學文科一樣，教授陣營也非常傑出，因此也叫「政大」。政大學生在校不愁衣食，畢業不愁失業，因此也為窘困而優秀的流亡學生趨鶩。馬英九的父親馬鶴齡是低策縱先生一班的同學，又是湖南同鄉，因此非常要好，馬英九結婚時還給他發了請柬。要是策縱先生活到今年的話，馬英九當選台灣中華民國總統一定會令他很高興。 策縱先生一九四二年從政大行政系畢業後的幾年，現在外間的說法是：「曾先後主編《新認識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評》等刊物，並一度供職于重慶市政府。一九四五年始，任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編審（秘書），與陳布雷、陶希聖、徐復觀等聞人共事。蔣 介石當時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縱的手筆，如台灣『二二八』事變後的《告台灣同胞書》就是由周所執筆的。」（見《維基百科》） 然而，策縱先生告訴我，一次軍委會上蔣介石點名林彪分析國際形勢，他也在場，林彪的發言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查林彪是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是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在重慶與周恩來合作從事統戰，並蒙蔣介石多次召見（見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可見一九四五年前策縱先生名義上是在重慶市府供職，實際參與中樞工作。而《新認識》是政大校刊，《市政月刊》是重慶市府的門面，主編刊物只是他的兼職而已。 策縱先生曾經贈我一冊《周姓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內中有古今中外周姓名人如周瑜、周恩來、魯迅、韓素音（原姓周），及至周策縱的小傳，在他「一九四八年初赴美……」一段文字前面，他在頁邊插敍「刪去我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為蔣介石工作的三年」。那就是陳果夫、陳布雷薦他任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任編審的事情。他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正式名義，是從一九四五年開始的。 策縱先生告訴我，那時他還是單身，就住在總統府裏為蔣介石起草文稿，他說蔣介石生活很簡樸嚴謹，但為人比較固執，還說蔣的舊學功底也還不錯，對王陽明的那套知行學說搞得很清楚。宋美齡的作風很美國派，對下屬客氣隨和，沒有專制作風，但生活卻很奢侈，勝利前後人民生活困苦，她還用牛奶喂狗，因此他非常看不慣。 德剛先生告訴我，蔣介石宋美齡都很喜歡周策縱，但周策縱卻不喜歡他們，而且對自己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經歷不以為榮。有一次，策縱先生無意中與我談到台灣的「三民書店」，他說「我原以為那是一家國民黨辦的出版社，因此什麼書都不找它出，後來才知道它是專注學術的，實在是很大的誤會」。從這個小小的「誤會」中，可以看出他後來與國民黨已經很生疏隔膜了。 圖三十四、周策縱手跡「刪去我……為蔣介石工作的三年」 南華女士說策縱先生在侍從室工作期間，曾經寫了若干關於實行土地改革的建言，而腐敗和內戰形勢爭相愈下，蔣介石也不可能對他的建議有積極反應，於是他對國民黨的前途非常失望，乃至決心辭職到美國來留學，鵬翥先生在家鄉變賣了田產，分予縱橫兄弟各黃金四條，自是希望他們統統遠走，策橫先生將自己的一份讓給了手足。臨行前策縱先生去陳布雷處道別，陳對他說了一些很悲觀的話，希望他能留下來做一些挽救工作，而陳布雷自己也于同年十一 月以死了斷了對党國和領袖的忠誠。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是中國命運決戰的時期，也是策縱先生最接近中國權力中心的時候，他對人說：「我跟蔣先生做秘書工作，有兩年多的時間。那段時期，我有機會接觸黨、政、軍、文化、學術各界的名人，還有各黨各派的領導人物和外國人，如胡適、章士釗、毛澤東、周恩來、李宗仁、馬歇爾等等。周恩來同蔣介石談判，我就在場。有機會接觸這些人物，能估量他們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說對我日後的研究有直接幫助，但起碼可以擴充我的觀念。」 他還說：「從抗戰勝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到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改組政府，每次重要會議我都在場。於是，我逐漸認識到政治多麼黑暗，派系如何紛爭，黨派何等癱瘓（我指的不只一個時代、一個政黨），我如果繼續工作下去，對國事決不會有太大的補救，自己的個性，也與官場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認定當時中國的現代化和改革，只能從黨和政府之外去推動，作為人類一分子和一個中國人，我必須爭取獨立思考，充實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知迷途之未遠』，我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考取自費留學，就決意辭職出國。起初辭職不准，後來我再三堅持，並推薦初中、高中、大學都是同學的唐振楚學長接替，一年後始成行。」（劉作忠「浮海著禁書——周策縱和《五四運動史》」） 蔣介石身邊聚集了一批德才兼備的君子，陳布雷等是一代，周策縱們又是一代，然而代代都於國事無補救，可見中國的問題不是人格和學識的欠缺。而國民黨裏發生過的事情，後來又在共產黨裏重演。周策縱的地位或許很像毛澤東身邊的青年田家英，然而周策縱可以一走了事，田家英卻被嚇得「畏罪自殺」，專制主義能在中國愈演愈慘烈，那就一定是制度或傳統的問題了。 傳統社會「士」是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學而優則仕」則是讀書人貼附權力的道路，毛澤東說知識份子是一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群體，即以為中國沒有獨立於權力之外的讀書人。但策縱先生不然，得到了別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又無所顧惜地放棄它；而且出了一個營壘，不進另一個營壘，他是「不仕的士」的範例。 圖三十五、唐德剛與張學良討論其口述歷史 策縱先生在美國進安娜堡的密茨根大學。德剛先生進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在重慶讀的是中央大學，然而德剛先生的老叔唐生高是策縱先生政大的同班，因此兩人在重慶時就認識了。德剛先生說「湖南騾子」與「安徽老母雞」言音不甚通，所以相聞聲而不多相往來，但在紐約的一次亞洲學會上重遇後，策縱先生每到紐約，兩人「時常在紐約十八層高樓高談闊論，一談就不知東方既白」，成了莫逆知交。（《胡適雜憶》序） 德剛先生在重慶就有文名，來美國後與林語堂之女林太乙在哥大同學，於是就為林家父女辦的《天風月刊》寫文章，後來林語堂舉家去了南洋，《天風》息影，一群「文渣詩孽」組織了一個「白馬文藝社」。白馬社出了許多名人，當年卻有許多趣事，德剛先生說他曾經主張社內不能談戀愛，但是清規戒律約束不了少年爭情，青春烈火終於焚毀了這座象牙紙塔。 要說白馬社是泛文藝團體，還不如說是一個青年詩社，導師兼招牌則是主張白話新詩的胡適之，他當時也流寓在紐約。胡適之雖然反對舊詩，對舊詩的品味卻很高，他對這群文學青年的舊詩評語至多只是Acceptable（可接受）而已，內容則大多貶如「無病呻吟」或「陳言未去」，惟策縱先生是他心目中的夠格詩才。 唐著《雜憶》說：「密茨根大學裏的一批男女詩人，他（她）們多半以詩代信，尤其是多產作家，新舊一腳踢的大詩翁周策縱……筆者也偶爾附庸風雅『狗尾續貂』一番。江郎才盡之時……就只好相應不理，但是策縱窮寇必追，又說我們：『覆信每如蝸步緩；論交略勝古人狂……』我們把這些詩拿給胡先生看，胡公莞爾，說周策縱可以做，你們可以多做做新詩。」 策縱先生生於一個湖南詩家，得益于詩韻和典故的庭訓，在長沙高中讀書時就有許多詩作在上海雜誌上發表，誦有如「易地吳歌成楚諺，入江湘水過秦淮」這樣的少年絕句。去國之前他已聞名南京上海詩壇，一九四八年三月「春鳥」詩友雲集上海瘦西湖酒家為他送行，席間他賦有「春鳥」一詩，云：春鳥危巢與共鳴，買琴一喻為彈箏。 言詩海上風騷激，羈旅江南草木驚。 偶挾疏狂尋飲者，蹇從憂患拾餘生。 瓊樓亦有傷懷事，況待鸞飄去國行。 詩人對國事敗壞的無望和與友人離別的懷傷，于「危巢共鳴，憂患餘生」間表露一盡。 那一代青年是在流亡中度過青春，周策縱從重慶輾轉來到了美國，田家英則繞延安進了北京。然而，時局的變化和西方的艱辛統統甚於他們的估計。策縱先生來到美國的第二年，國民黨就從大陸出走了，他暑假要去芝加哥的一家「好世界餐館」當Bus Boy（無小費收入之搬盤碗工），這位忠厚的黨國「文膽」竟受盡欺凌，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寫下一首打油的「留學歌」： 我來拜金國，金盡學無涯。 既拾老人履，又過屠夫胯。 苦工都做盡，靈藥尚餘「渣」。 天將降大任，我豈真傻瓜！ 這之于田家英未來的苦境，拾拾「老人履」，過過「屠夫胯」實在是太大的幸運。然而左右兩翼有識之士都無法在祖國生存，才是中華民族苦難的宿命。 朝鮮戰爭後，美國接受處置錢學森等人失誤教訓，開始挽留中國科技人才，但是文法科學者的處境依然艱難。此中固然有語言的障礙，種族的歧見，或文人的相輕，但「供過於求」也是實際的問題，胡適之和自命「腳踏中西文化」的林語堂都沒有謀職的機會。蔣介石的親信，周恩來的南開友人，普林斯頓的政治博士吳國楨，只能在一所南方地方學院裏教教書。德剛先生有「胡適將哥大當北大，哥大不把胡適當胡適」的不平之言，吳國楨或許還有「天堂不把人才當人才」的鬱結。客觀地說，西方是把他們當作中國文化的代表，但這種文化本身落後了。 一九五四年，策縱先生在密西根獲得博士學位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聘他到哈佛東亞問題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共事的還有洪煨蓮、楊聯陞等，年輕的余英時那時也在哈佛攻讀博士，這些中西學者的「內識」和「外識」，將哈佛的漢學研究推上了顛峰。一九六〇年，也就是策縱先生在美國耕耘十二年後，哈佛大學出版了他的巨著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Modern China（《五四運動史》），奠定了他的學術成就。 英文《五四運動史》前後發行了七版，羅素第二任夫人，西方著名的女權運動者Dora Black女士寫給策縱先生的親筆信，最能說明該書在西方世界的影響，信中說：「當我讀你的書《五四運動史》時，我就立刻覺得必須寫封信，並且設法寄達你，因為我要為你這書而感謝你。如你所知，我於一九二〇年和羅素一同訪問中國，事後就和他結了婚。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當時未能知道中國正在進行的活動的詳情，這些詳情你在你書裏是那麼美妙地敍說了。但我自己也確感覺到那個時代和當時中國青年的精神與氣氛。這種精神和氣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膚，而且從那時起我就說過，我已從中國的那一年裏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學。現在讀到這全部歷史故事，和那些參與者的一生、時代與活動，而一部分參與者，如胡適、梁啟超和周恩來等，我又曾親身會見過，這樣讀了真使我感覺非常痛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國能像當年中國青年的年輕一代，希望能有像蔡元培校長等人一樣的大學首長，願意支持他們的學生。最後，我必須恭維你在你的書中所表現的學問和研究。」  圖三十六、羅素和夫人Dora Black 策縱先生在哈佛一共工作了九年，其間結識了在波士頓接受麻醉科專業訓練的吳南華女士，南華女士生於一九一九年，原籍江西九江，畢業于成都華西大學醫學院。南華女士與策縱先生結婚後繼續行醫，並育有兩女聆蘭和琴霓。一九六三年，策縱先生受聘擔任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教授，是年四十七歲。次年遷家至Madison市，他將1101 Minton Road的寓所命名作「陌地生市民遁路之棄園」，事實上那是他和南華女士不離不棄的美滿家園。 圖三十七、周策縱先生故居「棄園」 物極而返，閉國終有開門時，中美竟也有復好日。一九七二年南華女士就曾經先期取道加拿大返國探望年邁的父親，還在北京見到了華西同學「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而等到一九七八年策縱才與南華女士帶著聆蘭和琴霓返國，見到的是一片學術的空白和委屈經年的故舊。他們先到南寧探望弟弟策橫先生一家，又去了長沙九江，上了廬山，在北京還見到當年手書《世說新語》一則為他送行的顧頡剛先生，頡剛先生附言：「策縱先生將渡重洋，譬如鶴之翔乎寥廓，廣大之天地皆其軒翥之所及也。」三十一年遠鶴終於歸來，頡剛先生的欣喜可以想見，一九八〇年策縱先生再去北京，是年底頡剛先生就仙逝了。 策縱先生還結識了有同好的北大教授周汝昌先生，兩人合譽「紅學二周」，汝昌先生說：「策縱先生久居美國，為中外咸知的名教授，博學而多才，思深而文密，我曾稱他是一位綜合性學者，因為學兼中西，又通古今，比如他的代表論著是英文本的《五四運動》，而又覃研甲骨金文學，對中華古文化有獨創的見解⋯⋯他作七律詩極有精思新句，不落窠臼，然而也善於寫白話新體詩，都有雅人深致而無時俗庸陋氣。蓋根柢厚，天賦高，又非常用功，精力充沛——我沒見他在百端忙碌中有過一回露出倦容。所以學有成就，總非偶然之事。」 汝昌先生說策縱先生有巧思，一九八〇年夏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議在Madison市的Mondota湖邊召開，策縱先生「向大家介紹，說會議為何單單在此召開——湖名已經顯示了：它叫「夢多榻」！可知在此必善夢，亦善《夢》也！這方面，似乎頗有古人所贊的『錦心繡口』了」。策縱先生的「夢多榻」竟在異國「陌地生」，這巧思中有沒有鄉思，有沒有惆悵？ 策縱先生的才具遠甚於巧思，對平庸人士美國常用clueless（無線索）一字相貶，策縱先生卻有捕捉線索的過人天賦。「原族」一文以甲骨文「族」字是「旗下集箭」開篇，他以為突厥部落的「十箭」組織和女真民族以「牛錄」（滿語「箭」字）聚合「八旗」的社會結構，是與中原古文字結構一致的，他從而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找到了文字學的線索。 他提示我辨識甲骨族名的讀音，他說郭沫若識別出甲骨「帚」字就是「婦」，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發現，但許多甲骨氏族名中都有「帚」字，丁山對此很有研究，叫我也不妨想一想這個問題。當時他已經八十七歲了，後來我以u／hu／phu 之音識別出一群含「帚」字的甲骨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時，可惜他已經開始失憶了。 一九九三年，山東鄒平出土了四千年前刻有十一字的一塊陶片，《明報月刊》先請甲骨大師饒宗頤先生作釋，而策縱先生對饒先生的辯字、順序都有不同見解，他讀出的是「齊子以夏長河左（南）悤（聰）龜易（賜）望」，《明報月刊》連月刊出他的「四千年前中國的文史紀實」，宗頤先生有點不耐煩，忠厚的策縱先生竟然也以趣文調侃：「我竟違背時代潮流，以為『文化中國』的同胞，知識份子，怎好不普遍關心祖國發現了可能是最早的文字？……現在我真自覺大錯了，連我的老朋友古文字學大家都讀得厭煩，阻塞了他再做考證文字的興致……。」 朱学渊又按 今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之文，党人能有独立于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党报之外的见解，异见之鄙人颇为钦佩，而十二年前，我对“全球化”之消亡就早有预见。所以“正见”和“反见”多元长期并存，虽然一时可能不利“一党一时”之见，但却更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长期战略利益。 资本主义的弊病是定期发生“过剩”，社会主义的问题则是无顷刻宽松之“匮乏”，马克思虽识前者，但未践行后者。小平同志通过实践认识到了后一点，于是明志加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苏俄见我有成，也以‘我’为师，步‘弟’后尘，小平同志究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消亡之“千古罪人”，或“万古功臣”，有请后人添定，（与其杀人之恶应有所区割）。 自中共苏俄改马克思之志，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但是“全球化”并非“全球资本主义化”而已，其目的是要让全球资本、商品和欲望流通“无壁垒化”。此“全球化”虽有一时之利，却有万时之鄙。它仅行不足二十年，全球产能过剩已经形成，继之是全球人口过剩，后者已经不仅在我中华印度，尼日利亚孟加拉，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失业率高企，英法德人口过剩也指日可待；本人寄宿之美利坚国虽地域辽阔，二十年后也必将鼓吹计划生育。 特朗普在任期内可能完成不了他的竞选诺言，但英美文化中人（不同于德法）思维虽严谨，却不钻牛角尖；原则在真价值，行事则为实利益，所以美国总统后继有人，其国家战略目标必将达成。中国文化要义则是以“假”为本的“权谋”和“韬略”，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诸葛亮空城计”之类的“陷阱”。下文既为中国党人之文，自然脱不了谋略之巢穴，但比“我党又胜利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陈建奇、郭晓敏：特朗普重塑全球的三大战略 特朗普的目标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因而特朗普的战略目标更多是让美国更好主导全球而不是相反。 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被视为2016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也成为当前全球持续热议的话题，近期部分通过电子计票的州由于被质疑黑客操纵的可能而重新计票，促使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讨论继续升温。不管此次选举进程如何波折，但特朗普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已经成为焦点所在。特朗普没有从政经历，竞选理念与主流观点相左甚至冲突，不少精英人士在选前明确反对特朗普，外界担心特朗普可能引发世界新的不确定性。然而，较多的评论更多的是解读特朗普的政策重点，并大幅渲染相关政策对传统的扭曲，但这种解读可能存在片面性，未能真正看清特朗普的"美国梦"。 要理解特朗普的行为，核心应厘清特朗普与美国的关系，即要识别特朗普的美国还是美国的特朗普的问题。从现实来看，不管谁当选总统，都必须为美国服务而不是相反。特朗普也不能例外，他首先是美国公民，应把服务美国放在核心位置。特朗普竞选的目标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问题是如何让美国更加强大，如果美国实施战略收缩而回撤至美国国内，那么美国就丧失主导全球的地位，这样的国家至多称得上是地区大国而并非强国，比如俄罗斯即便是军事强国，但在全球治理体系上未有足够影响力而在近两年备受欧美制裁的影响，从而俄罗斯并非真正的强国，美国未来要更加强大显然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驾驭全球。 根据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誓言，结合美国当前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可以判断，特朗普虽然政策取向有反全球化的嫌疑，但特朗普却并非真正要退出全球事务，相反的，特朗普希望通过三大战略重塑全球，目标是更加主动地改变世界格局，强化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首先，特朗普表面上是要美国实施全面收缩战略，但实际上是推行"以退为进"的战略，意在促使美国的全球治理具有道义及合法性的支撑，促进美国名正言顺和积极主动地主导全球事务。近几年来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力和威信出现了下降的现象，不少国家指责美国过多干预全球事务，特别是过多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事务，而且干预的结果是促使地区局势更加紧张，比如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等发动战争，但相关国家的局势近年来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持续动荡。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干预过多的问题备受质疑，影响了美国未来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发挥作用的空间。 特朗普改变了美国热衷干预全球事务的形象，提出要实行战略收缩，甚至表示不再加强同盟的安全保障，同盟需要分担安全防卫等方面的财力负担，这种表态引起了外界的担忧。如果美国不管全球事务，那么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了安全问题就可能增加国防军事建设，极端情形下这些国家可能发展核武器，由此引发的地区或者全球紧张局势可能持续升级，在当今时代下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代美国而主导全球事务，这样可能会让国际社会呼吁美国再次出山管理相关事务，近期日本等国家加强与特朗普的联系，反映了他们期待美国继续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诉求。在此背景下，美国参与或者主导全球事务就有了合法性，未来美国再次干预全球事务可能就不必过于担心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批评。由此看来，特朗普深知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替代美国主导全球的背景下提出战略收缩，目标是"以退为进"而意在加强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权，而不是真正的退缩。 其次，特朗普提出要退出WTO、TPP等全球或者区域协定，表面上是要搞贸易保护主义而推行去全球化战略，但实际上是实施"先破后立"战略，意在促使美国在全球重新确立新的体系，助推美国在未来更好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导构建美元霸权，同时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经济治理三大支柱，确立了美国在战后几十年的经贸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但近年来这套体系逐步遭受质疑，发展中国家亟待提升话语权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美国等发达大国继续主导全球体系的难度在增大。比如WTO，有评论认为美国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本来的目标是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大门，将美国等发达大国的商品卖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但结果是中国等国家打开了全球的大门，将商品卖到全球各地。 美国希望改变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驾驭能力弱化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就提出实施TPP、TTIP等战略，意在打造新的全球经贸高标准规则体系，但此举遭到了外界的批评，外界指责美国不是在WTO等既有体系之下继续推动更高层次的开放合作，而是重新确立游戏规则及朋友圈，可能对全球经贸合作构成负面冲击。对此，特朗普提出未来美国将退出WTO及TPP等协定，释放了美国放弃全球经济治理的信号。但大家都知道，如果美国退出而推崇贸易保护主义，那么WTO等全球经贸体系就可能出现名存实亡的现象，世界各国可能面临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问题，国际经贸合作不仅难以深化，可能还会出现大幅倒退的问题，全球经贸体系就面临着全面重构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就有机会提出未来全球新的经贸治理体系，而且美国凭借其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及世界最强的综合实力，必然将继续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由此继续实现美国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目标，改变美国在现有体系中的领导权弱化问题，由此有望继续确保美国未来几十年的主导地位。 第三，特朗普力推基础设施建设、减税及发展制造业等战略，表面上是特朗普重视商业的行为，但实际上是实施"由内而外"战略，由此培育美国新的竞争优势，推动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综合能力的提升。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美国通过金融创新支撑经济增长的能力弱化，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多年增长乏力也预示其竞争力亟待培育的问题，尽管美国当前经济在发达国家中较快复苏，但如果美国没有出现新的技术革命，美国经济可能还难以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较高的经济增长，这些都表明美国经济实力的弱化，结果就导致财政收支缺口增大，美国债务在近年来持续飙升，当前美国债务占GDP比重已经创造二战以来最高水平，超过19万亿美元的债务总额位居全球首位，在此基础上，美国进一步向全球提供公共产能的能力就面临着下降的问题，由此就难以支撑美国主导全球的局面。 特朗普提出了新的战略转变，不仅要对美国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而且要实施大规模的减税，以促进制造业等回归美国，培育美国新的竞争优势。特朗普这些战略可以归结为供给侧改革，即特朗普不是倡导美联储量化宽松等需求拉动政策，而是着力改变制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的升级，可以有效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特朗普提出减税及制造业回归，目标是延长产业链条，避免产业空心化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曾经推行供给侧改革，结果实现了美国经济较快增长的目标。特朗普与里根有着诸多的相似性，即两者在执政之前全球经济都比较疲软，两者都是共和党人，两者都是70岁左右的高龄当选美国总统，而且两者倡导的政策有较多的相似性。如果特朗普的政策能够实现既定目标，那么美国就可能出现较快的发展，较强的综合实力有望继续巩固，由此将支撑其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能力的提升。 综合来看，特朗普的众多战略看似违背常规，由此带来的潜在风险引发多方关注，但客观分析特朗普的战略必须紧紧结合美国在全球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评判，以免出现战略误判。美国在全球中的地位短期内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替代，美国不再掌管全球事务，不仅可能引发世界各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大，也会影响美国的发展稳定。美国很难实现战略收缩，这决定了特朗普的战略的特殊性。特朗普的目标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因而特朗普的战略目标更多是让美国更好主导全球而不是相反，当前特朗普强化美国重塑全球的三大战略已日益清晰化。 （陈建奇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 ，郭晓敏为中央党校研究生。） ——张伟国《新世纪网》 朱学渊旧文今按： 这是我在十二年前美国大选初期，写的一片篇洞察性文章。我并不是川普的支持者，但是今天川普的当选，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这篇文章的预期，即全球化的尾声已经接近。“全球化”初期动机是美国垄断金融集团企图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利益的最大化，其近期动因又是广大美国普罗大众追求廉价消费，这一推一就导致美国成为全球化的罪魁祸首。今天美国金融业和人民大众都已经尝尽其苦果，一则大量的普通美国人得不到固定的工作和体面的收入，反之大银行又因为的过度借贷，而造成全球性产能过剩。尽管联储局实行接近零利率的政策将近十年，但是同时又把银行借贷杠杆缩短到自有资金的10倍，十年前则是疯狂的42倍，这使得银行不仅资金短缺，而且世界性的重复投资令之失去继续投资的勇气，因此资金流动非常缓慢。再加上始料未及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造成石油和天然气严重过剩，煤矿几乎全部停业，美国 2/3的能源企业处于亏损，或破产运营状态（期间停止支付银行债务本息），这给银行业带来雪上加霜的局面。所以我预料，如果全球化的局面不变，世界经济将面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停滞的状态。美国要想逃脱这个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建壁垒，事实上没有美国的意愿，全球化很快就会瓦解。这是川普许诺了的，做不做得到就看有一张大嘴的他，有没有管用的大脑了。二○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朱学渊十二年旧文：全球化败象已露，中国怎么办？ 历来，美国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预选都很热闹，今年民主党内的角逐更加激烈，原因是布什总统内外政策频频失误，外交孤立，失业高企，民众收入普遍下降，导致各业紧缩萧条。而布什总统又再行里根时代的减税政策，兼之伊拉克战事军费无度，节源开流，入不敷出，短短的三年执政，已经将国库耗尽。这无疑是“彼可取而代之”的绝好机会，于是民主党就有多人参选。 其实，美国所面临的经济困境，要比表面现象刻薄了许多。前些日子，联储会（Federal Reserve，即中央银行）主席格林斯潘指出，必须削减退休福利和推迟退休年龄。这对广大美国人民来说，无异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安保”（Social Security）的一条噩讯。据统计美国男人活到七十三岁，已经死了一半。因此，如果把退休年龄推迟到七十三岁的话，政府欠老百姓的“养老债”，就可赖掉一半。而坊间确有传言，说这条年龄限可能要“逐步上调”到七十，只差三岁，就可以“达标”了。 为此，很多人怪罪布什的共和党政府的减税和好战的错误政策，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却还只能是“开源节流”。然而，美国人生来不会“节流”，只会“开源”；如今天下大行“全球化”，商界开不出源来，总统也就做不成“巧妇”了；而他一味地要把这“无米炊”做下去，那只能是加速通货膨胀。近日，美元贬值，油价暴涨；总有一天，那些开SUV的假阔老们，统统要缩回到“金龟车”里去。 二月二十六日晚，CNN的“莱瑞·金面对面”（Larry King Live）节目，在洛山矶主持了民主党预选的最后一场辩论。因李伯曼参议员、克拉克将军和先盛后衰的迪恩州长先后退出，只剩下了四人出场：柯瑞和爱德华两位参议员，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黑人牧师夏普顿，和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选出的众议员库钦尼奇。应了“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的俗谚，这次人少，每人发言时间加长，而且言辞有盐有味，妙趣横生，让听众、观众都饱餐了一顿。 在前期预选中，夏普顿，库钦尼奇敬陪末座，对当不当总统候选人已不在意；但二人却有备而来，为的是要把想说的话说透。莱瑞把话题引到小布什反对的“同性结婚”的道德议题，问当牧师的有什么看法；夏普顿不假思索，曰：“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今天晚上与谁上床的问题，而是明天早晨起来有没有job的问题。”一语中的，博来满堂的喝彩。席间谈到小布什掌政的三年，有二百六十万个职位外流他国，莱瑞请教库钦尼奇有何高见，库钦奇直言不讳：“先取消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然后再谈WTO的问题。”言下之意，“全球化”是美国经济凋敝的祸首，必先除之而后快，台下又是一片掌声。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话过于偏激，我则以为都是洞察世事的醒世之言。其实“全球化”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上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浩大声势，那“无产阶级失去的是一条锁链，得到的是一个世界”的诱人口号，我们这辈人还都记忆犹新，如今还有几个笨蛋相信？而今“全球化”的“伟大实践”才不过几年，美国二百六十万只饭碗都送给了全世界；照此办理，再过十个春天，一千万美国人就该去剃头、擦鞋。难道“你剃我的头，我擦你的鞋”，就能算是天下的“第九产业”了？依了我说，决捱不过十年，“全球化”就一定“往事如烟”。 “全球化”又是如何“始作俑”的呢？原来它是随着资讯产业的兴起，国际金融资本“让资本冲破国界”的一番异想天开。即如毛泽东乐道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梦呓；今天那个化四十美元，就可买得一架DVD的Wal-Mart，与当年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实在相去不远了。而当贪得无魇的“消费者”利益撑饱了，他们的“生产者”地位，也就被剥夺了。话说，真不必太嘲笑毛泽东，天堂天梯的霏霏之想，人皆有之；只不过美国允许夏普顿，库钦尼奇说真话，还不至于让Wal-Mart的经营理念，去饿死四千万黑白大众。 再说，“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是谁呢？自然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正遇上“全球化”的天赐良机，几千、几万亿美元的花花注入，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世界上最美、最好的图画”来了。于是，高峡出平湖，平地高楼起，得来全不费功夫。中国的确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暴发”的奇迹，海外炎黄子孙为之兴奋鼓舞，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全球化”的好景又会持续多长呢？从夏普顿，库钦尼奇的讲话来看，我以为它长不过十年。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充满了创造力，能制造一切的“生产国”，会在“全球化”的过程完成后，转型为一个彻底“消费国”。曾有人对我说，“自由贸易”是美国不可废弃的立国理念；但任何正确的理念，都有它适用的限度，只要超越了这个“度”，就必将走向谬误。 美国以政治制度的优越，思想言论之自由，使其成为创造精神的乐园，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而无节制的“全球化”，必将使乐园荒芜，使世界失去动力，大同的理念也必将换来世界均贫的苦果。而“新兴的中国”又是否能替代美国“领袖世界”的地位呢？我羞于对母国人民说“这是奢望”，但却有求于政治的改进，和民智的开发；这不仅任重道远，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还没有切实改革的诚实愿望。 美国必将逆转“江河日下”的势头，它的民主制度也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决心必须基于民意，因此美国的许多重要决定往往滞后。当前的形势很类似于二次大战爆发后，美国民意不愿参战的情况；乃至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全国人民才同仇敌忾，最后以数十万人的牺牲，换来对德、对日战争的胜利。今天夏普顿，库钦尼奇好似先知，实为敢言而已。然而，最后也未必一定是由民主党来捅破这层窗户纸；民气一旦形成，共和党照样可以夺得头筹。这就是竞争的民主政治的优越，也是中国必须实行民选的多党政治的理由。 现在，中国也是WTO的成员；但美国是它的老板，中国只不过是它的一个伙计而已。市场、资本、技术、法理的优势，统统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为自身的利益，美国可以以种种理由和借口重建关税壁垒，使所有的协议都成一纸空文，WTO则可能成为远不如“联合国”的一个议而无决空壳。我们的问题是，中国领袖们对此有没有危机感呢？我不敢说他们没有，但至少是不足。否则，他们为什么会不断描绘未来“引进外资”的巨额“画饼”呢？否则，他们怎么会化巨资去营造“北京歌剧院”这样的“形象工程”呢？去年那位说话一个字一个眼的温总理，在纽约对商界发表讲话说：“中国将继续向世界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我顿时明白他完全不了解美国的民情和国情。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抽象而空洞的“全球利益”，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只能“自求多福”。最近读到一则令人不快的新闻，是关于宾州大学中国留学生组织，对何清涟女士预定的演讲内容有所非议，乃至使直言国情的何女士不得不取消了她的演说。众所周知，新一代的中国留美学人，都喜欢戴“精英”的帽子，而宾州大学的中国精英们拒绝认知危机的“爱国情节”，更使我敏觉到到深重的民族危机，这也是命我写下这篇危言耸听的文字的动机。 二〇〇四年三月五日 黄东：歼15的数量之谜 继上月本栏《温故知新看辽宁》得到海军通过官媒，隔空低调的善意回应后，上周《辽宁舰戓隐藏危机》一文，重复笔者之前对该舰的现状评价：有舰、缺机、少人。文章刊登后军方旋即又通过官媒隔空互动，公开了辽宁舰上出现最新119号歼15舰载战斗机的画面，真是「无巧不成书」。 真理越辩越明，对这种良好的开端与进步，即使十分有限，也应该支持和鼓励。自2011年底开始，每年冬季中国新旧航母消息特多，舰迷绝对不愁寂寞，好消息必将陆续有来。明年此时，可能已经只见新航母笑，哪管旧航母哭了。因此还是先抓紧时间，为辽宁舰多留点记录吧。 上月16日俄罗斯首次从远征地中海的唯一航母「库兹涅佐夫号」上，派出4架SU33及1架MiG29K舰载战斗机，以旧式武器轰炸叙利亚西北部一处「征服阵线」恐怖份子巢穴。据报连头目在内共歼灭至少30名恐怖分子。这次远征地中海，创下俄罗斯海军多项第一，包括：这是该舰服役以来首次参战；俄海军史上首次有航母参与的作战行动；也是SU33大概生命末期，首次执行的实战任务，而且还首次立下战功呢。 当然更不能不提，这同样是俄罗斯舰载航空兵，首度出师未捷身先死，而且更非一次。 11月14日俄国防部宣布，一架MiG29K准备着舰时，飞机钩不住着舰拦阻索而坠海。不料12月5日又有一架SU33，因拦阻索断裂而失事。可怜俄国海军自曝其短，赔了夫人又折兵。唇亡齿寒，见到远方的姊妹舰如此丢人，辽宁号大概会悲喜交集，百般滋味在心头。 喜者，自然是歼15的母型SU33，破天荒取得了战绩零的突破，应该替其高兴叨一下光。悲者，是不足一个月，已有两架战机直下龙宫寻宝。这对以俄为师的中国航母部队，必定有所启蒙。每天忙坏了的五毛哥们，或许会有跟军方相反的高见，又可以扮演阿Q了：还是天朝兔子青出于蓝胜于蓝，起码歼15训练强度比毛子高，至今还未有一架真的变成「飞鲨」。 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千真万确的，本世纪初中方研究所千方百计想弄到俄舰的拦阻索，了解其坚韧性、寿命、合金成份，但俄方也千方百计地阻挠泄密。现在倒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不用再买你的次货，有种的你来求我，起码不会断裂丢人啊！还有一件事，俄罗斯航母的拦阻索数量，比西式的中国要少，未知是否与飞机容易着舰失事有关？ 旧事重提，上月俄罗斯可怜的天残地缺航母战斗群，首次高调出征时，其实只搭载了不足20架飞机，主要包括10架SU33、4架新型的MiG29K，其他为卡式反潜及搜救直升机。这样一比，似乎给某军方忽悠大师说中了：我们的歼15比它还多！当时还未减去俄方「投海自尽」的两架飞机呢。 哪如何领悟笔者之前所说，歼15「缺机」呢？该机的真实数量，一定是毫无必要的中国特色军事机密，但猜猜字谜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回望最早出现但不久已证明失实的「可靠消息」，是辽宁舰刚入列的2012年12月《南方周末》，言之凿凿地说已试制了12架歼15。但也准确地说出，该机面临以发动机为主的多种问题未解决。那一年，歼15已经试飞三年多了。连太行发动机的总设计师张恩和上月也逝世了，至今歼15所有十几架预备量产型，装的仍是老大哥的心脏。 俄国航母现在剩下12架主力战机，哪辽宁号一定比它多吗？不一定，这要看理论抑或按实际情况计算。首先之前已有国内网友说过，为免产量太丢人现眼，海军对歼15编号大玩数字游戏。每次邀请官媒记者上舰前，就把其中几架涂上新编号，大摆空城计滥竽充数，搏取网上无数点赞，以壮我强大军容。但笔者发现，大多数片段，都会出现副师长戴明盟大校（如无意外明年会顺利过渡为准将）的100号座机，新一代的军神崇拜已进行多时了。 笔者对此仍然半信半疑，需要更长时间了解。但兵不厌诈，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确太多前科。早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还未正式成立的空军，因为战斗机数量不足，几架野马式战机带实弹备战，首尾相接多飞了一圈暪骗台湾。至于苏联的红场阅兵，经常真假武器型号混杂，往往令西方专家一头雾水，产生过不错的自欺欺人战略效果。近年北韩阅兵也故技重施，尤其是针对美日大玩新旧型弹道导弹示威，已渐入化境。 所以对歼15战斗机现役的所谓真实数字，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尽信。特别是在盛产忽悠师徒们的中国，太认真你便输了，甚至可能输得很惨。互相忽悠，看看谁怕谁？要忽悠别人，先要忽悠自己，这是自欺欺人的最高境界。 当然这并非专门指歼15，只是该机目前真正的服役数量，特别是常态化部署在辽宁号航母上可操作数量，从官方资料都可以知道只有个位数字。很自然地，假如有较高强度训练的话，因维护保养而趴窝的数量还要增加，若再加上地勤人员水平等不利因素，只剩下4至6架能够操作，绝对不会令人意外。从人才培育角度而言，一日没有配套的海陆两用，超音速高级教练机，目前低效落后的培训速度与品质，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就是人少的原因。 不要忘记歼15至今，仍是未开发对地对海攻击能力的阳春型舰队防空战斗机。经过七除八扣之后，难怪不啻是美日，连台湾海军都尚未将辽宁号航母放在眼内。库兹涅佐夫号再烂再弱，也已经七出远洋，收获了实战经验教训。武器平台会不断进步，但能打仗、打胜仗的官兵及其战技水平，却是千金难求的无价之宝。只是这个真相对于习惯于只接收片面，尤其是对自己说好话的资讯的强国军迷，显然没有几个人愿意面对现实，这样的自欺文化才是强国与强军大敌。 ——东网 转自张伟国《新世纪》 ©2016 Zhu | 9025 livenshire dr, dallas, tx 75238 我十二年前“全球化尾声已近”的预期，被川普当选证实 朱学渊与朋友们 今按：这是我在十二年前美国大选初期，写的一片篇洞察性文章。我并不是川普的支持者，但是今天川普的当选，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这篇文章的预期，即全球化的尾声已经接近。“全球化”初期动机是美国垄断金融集团企图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利益的最大化，其近期动因又是广大美国普罗大众追求廉价消费，这一推一就导致美国成为全球化的罪魁祸首。今天美国金融业和人民大众都已经尝尽其苦果，一则大量的普通美国人得不到固定的工作的体面的收入，反之大银行又因为的过度借贷，而造成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尽管联储局实行接近零利率的政策将近十年，但是同时又把银行借贷杠杆缩短到自有资金的10倍，而十年前是疯狂的42倍，这使得银行不仅资金短缺，而且世界性的重复投资令之失去继续投资的勇气，因此资金流动非常缓慢。再加上始料未及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造成石油和天然气严重过剩，煤矿几乎全部停业，美国 2/3的能源企业处于亏损，或破产运营状态（期间停止支付银行债务本息），这给银行业带来雪上加霜的局面。所以我预料，如果全球化的局面不变，世界经济将面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停滞的状态。美国要想逃脱这个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建壁垒，事实上没有美国的意愿，全球化很快就会瓦解。这是川普许诺了的，做不做得到就看有一张大嘴的他，有没有管用的大脑了。二○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朱学渊旧文：全球化败象已露，中国怎么办？ 历来，美国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预选都很热闹，今年民主党内的角逐更加激烈，原因是布什总统内外政策频频失误，外交孤立，失业高企，民众收入普遍下降，导致各业紧缩萧条。而布什总统又再行里根时代的减税政策，兼之伊拉克战事军费无度，节源开流，入不敷出，短短的三年执政，已经将国库耗尽。这无疑是“彼可取而代之”的绝好机会，于是民主党就有多人参选。 其实，美国所面临的经济困境，要比表面现象刻薄了许多。前些日子，联储会（Federal Reserve，即中央银行）主席格林斯潘指出，必须削减退休福利和推迟退休年龄。这对广大美国人民来说，无异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安保”（Social Security）的一条噩讯。据统计美国男人活到七十三岁，已经死了一半。因此，如果把退休年龄推迟到七十三岁的话，政府欠老百姓的“养老债”，就可赖掉一半。而坊间确有传言，说这条年龄限可能要“逐步上调”到七十，只差三岁，就可以“达标”了。 为此，很多人怪罪布什的共和党政府的减税和好战的错误政策，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却还只能是“开源节流”。然而，美国人生来不会“节流”，只会“开源”；如今天下大行“全球化”，商界开不出源来，总统也就做不成“巧妇”了；而他一味地要把这“无米炊”做下去，那只能是加速通货膨胀。近日，美元贬值，油价暴涨；总有一天，那些开SUV的假阔老们，统统要缩回到“金龟车”里去。 二月二十六日晚，CNN的“莱瑞·金面对面”（Larry King Live）节目，在洛山矶主持了民主党预选的最后一场辩论。因李伯曼参议员、克拉克将军和先盛后衰的迪恩州长先后退出，只剩下了四人出场：柯瑞和爱德华两位参议员，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黑人牧师夏普顿，和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选出的众议员库钦尼奇。应了“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的俗谚，这次人少，每人发言时间加长，而且言辞有盐有味，妙趣横生，让听众、观众都饱餐了一顿。 在前期预选中，夏普顿，库钦尼奇敬陪末座，对当不当总统候选人已不在意；但二人却有备而来，为的是要把想说的话说透。莱瑞把话题引到小布什反对的“同性结婚”的道德议题，问当牧师的有什么看法；夏普顿不假思索，曰：“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今天晚上与谁上床的问题，而是明天早晨起来有没有job的问题。”一语中的，博来满堂的喝彩。席间谈到小布什掌政的三年，有二百六十万个职位外流他国，莱瑞请教库钦尼奇有何高见，库钦奇直言不讳：“先取消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然后再谈WTO的问题。”言下之意，“全球化”是美国经济凋敝的祸首，必先除之而后快，台下又是一片掌声。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话过于偏激，我则以为都是洞察世事的醒世之言。其实“全球化”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上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浩大声势，那“无产阶级失去的是一条锁链，得到的是一个世界”的诱人口号，我们这辈人还都记忆犹新，如今还有几个笨蛋相信？而今“全球化”的“伟大实践”才不过几年，美国二百六十万只饭碗都送给了全世界；照此办理，再过十个春天，一千万美国人就该去剃头、擦鞋。难道“你剃我的头，我擦你的鞋”，就能算是天下的“第九产业”了？依了我说，决捱不过十年，“全球化”就一定“往事如烟”。 “全球化”又是如何“始作俑”的呢？原来它是随着资讯产业的兴起，国际金融资本“让资本冲破国界”的一番异想天开。即如毛泽东乐道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梦呓；今天那个化四十美元，就可买得一架DVD的Wal-Mart，与当年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实在相去不远了。而当贪得无魇的“消费者”利益撑饱了，他们的“生产者”地位，也就被剥夺了。话说，真不必太嘲笑毛泽东，天堂天梯的霏霏之想，人皆有之；只不过美国允许夏普顿，库钦尼奇说真话，还不至于让Wal-Mart的经营理念，去饿死四千万黑白大众。 再说，“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是谁呢？自然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正遇上“全球化”的天赐良机，几千、几万亿美元的花花注入，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世界上最美、最好的图画”来了。于是，高峡出平湖，平地高楼起，得来全不费功夫。中国的确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暴发”的奇迹，海外炎黄子孙为之兴奋鼓舞，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全球化”的好景又会持续多长呢？从夏普顿，库钦尼奇的讲话来看，我以为它长不过十年。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充满了创造力，能制造一切的“生产国”，会在“全球化”的过程完成后，转型为一个彻底“消费国”。曾有人对我说，“自由贸易”是美国不可废弃的立国理念；但任何正确的理念，都有它适用的限度，只要超越了这个“度”，就必将走向谬误。 美国以政治制度的优越，思想言论之自由，使其成为创造精神的乐园，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而无节制的“全球化”，必将使乐园荒芜，使世界失去动力，大同的理念也必将换来世界均贫的苦果。而“新兴的中国”又是否能替代美国“领袖世界”的地位呢？我羞于对母国人民说“这是奢望”，但却有求于政治的改进，和民智的开发；这不仅任重道远，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还没有切实改革的诚实愿望。 美国必将逆转“江河日下”的势头，它的民主制度也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决心必须基于民意，因此美国的许多重要决定往往滞后。当前的形势很类似于二次大战爆发后，美国民意不愿参战的情况；乃至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全国人民才同仇敌忾，最后以数十万人的牺牲，换来对德、对日战争的胜利。今天夏普顿，库钦尼奇好似先知，实为敢言而已。然而，最后也未必一定是由民主党来捅破这层窗户纸；民气一旦形成，共和党照样可以夺得头筹。这就是竞争的民主政治的优越，也是中国必须实行民选的多党政治的理由。 现在，中国也是WTO的成员；但美国是它的老板，中国只不过是它的一个伙计而已。市场、资本、技术、法理的优势，统统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为自身的利益，美国可以以种种理由和借口重建关税壁垒，使所有的协议都成一纸空文，WTO则可能成为远不如“联合国”的一个议而无决空壳。我们的问题是，中国领袖们对此有没有危机感呢？我不敢说他们没有，但至少是不足。否则，他们为什么会不断描绘未来“引进外资”的巨额“画饼”呢？否则，他们怎么会化巨资去营造“北京歌剧院”这样的“形象工程”呢？去年那位说话一个字一个眼的温总理，在纽约对商界发表讲话说：“中国将继续向世界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我顿时明白他完全不了解美国的民情和国情。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抽象而空洞的“全球利益”，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只能“自求多福”。最近读到一则令人不快的新闻，是关于宾州大学中国留学生组织，对何清涟女士预定的演讲内容有所非议，乃至使直言国情的何女士不得不取消了她的演说。众所周知，新一代的中国留美学人，都喜欢戴“精英”的帽子，而宾州大学的中国精英们拒绝认知危机的“爱国情节”，更使我敏觉到到深重的民族危机，这也是命我写下这篇危言耸听的文字的动机。 二〇〇四年三月五日 朱学渊评，读了这篇关于世界已有公论之“拳乱”（Boxer) 滔天罪行，方知百年前吾族吾国乃是世间最愚昧、野蛮、却又是一个坐井观天，一触即溃的人类群体，夫复何言！但愿不要重演。 刘淇昆：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八国联军之战是被华人（特别是中共）歪曲或误解最严重的一段中国近代史。本人对这段历史一句话的概括就是本文的题目∶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写一篇历史学论文，讨论八国联军问题。本文实际上是由我在网上发的一个帖子“八国联军虽非仁义之师，但不失为正义之师”改写而成。读者若以看帖子的心态阅读此文，或许还不会过于失望。 八国联军为什麽进军北京？两句话可以概括（1）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这场战争由清廷一手挑起，西方各国不过是应战而已），外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威逼京城，不是顺理成章的吗？（2）西方各国并无灭亡中国的打算；进军北京，除了向清廷施压之外，主要还是为了解救被困京城的各国外交官和传教士。 为行文方便，首先需要给这场战争起个名字。“八国联军”不能作为战争的名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则是颠倒黑白，强奸历史，本人绝不采用。若遵循“甲午战争”的命名法，这场战争应称“庚子战争”，因为战争发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乱”引起。 庚子之乱，乱自拳匪。“拳匪”是对义和团最准确的称呼，其首领（李来中、张德成、曹福田等）及骨干是不折不扣的土匪、流氓、骗子。他们以反对外国传教、铲除洋人、二毛子（汉奸）为名，聚众闹事，为非作歹。清廷（西太后）被他们“刀枪不入”的骗术所惑，想利用义和拳打洋人；义和拳遂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拳匪焚烧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华人基督徒和家人，扒铁路，割电线，烧西药房，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一时间，红色恐怖（拳匪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笼罩北方几省和京都。 不仅沾“洋”字的大祸临头，就是政府高官、皇亲国戚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战战兢兢。拳匪说谁是汉奸，谁就是。“鉴别”的方法是所谓焚表，即在烛火上燃烧一张黄裱纸，纸尽灰扬，表示得到神的默认，此人才能免祸（不是汉奸）。要想加害于人，焚表时略作手脚，此人即在劫难逃。 拳匪甚至猖獗到了闯到紫禁城里去杀“二毛子”，即思想开明的光绪皇帝。制造恐怖、疯狂排外的不仅是拳匪，还包括官军。杀外国人和二毛子杀红了眼，清军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头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对后者破腹剖心）。 各国一再请求清政府保护外交官和传教士，清政府的回应是变本加厉。既而，清政府竟然昏聩到向西方各国同时宣战，派重兵围攻北京大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妄图杀尽西方在京所有的外交人员，以及躲在西什库教堂的所有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暴民，不教训行吗？ 庚子战争是中国的耻辱。耻辱不是因为战败，而是政府和百姓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野蛮和狂妄，是中国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此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其空前绝后处有六，容我一一道来。 1）中国在大规模残杀外国传教士和教民（本国基督徒）、焚烧教堂、杀害外交官之后，向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强国同时宣战，计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几年前的甲午战争，一个日本已经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现在清廷挑战全世界的列强，《宣战诏书》宣称要对各国“大张挞伐”，这种愚昧和狂妄，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北京市民搬梯子协助联军攻城 2）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以文明古国自命的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竟然是攻陷北京的各国大使馆，杀尽各国外交官（以及被使馆庇护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和中国的教民）。战争中应该保护外国侨民；中国政府竟公然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这种杀尽外交官、杀尽洋人妇孺的野蛮、残酷，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3）如前述，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攻陷京城的各国大使馆。一个国家用战争手段、正规军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国使馆，本应易如反掌，得手不过“弹指一挥间”，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后以失败告终。如此战绩（或曰败绩），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民众指引八国联军从下水道攻入北京广渠门 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攻打外国使馆的清军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加上拱卫京师的御林军“虎神营”、“神机营”的配合。董福祥麾下的甘军至少有二十七营，以每营五百人计算，甘军人数（保守估计）至少一万三、四千。“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摘录自《维基百科》）。 兵力对比如此悬殊，武器装备呢？过去中国人一个遮羞的说法是我们的大刀长矛对外国的洋枪大炮，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军队的精锐早已经现代化了。当时清军在北方的主力“武卫五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宋庆的豫军等）的武器装备并不比外国联军差。不要忘了，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军舰的吨位、数量、火力都超过日本海军。实际上，攻打外国使馆的甘军武器装备远胜于使馆的防守者；后者只“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摘录自《维基百科》）。 外国使馆久攻不下，清军黔驴技穷之际竟然火烧翰林院。翰林院在英国使馆北面，从北面进攻使馆比较容易，遂一把火烧掉了这个至尊至贵的衙门。只是烧了翰林院，也是枉然。 京城的战场除使馆区之外，就是西什库教堂。北京的基督教“南堂”被拳匪焚毁，北堂（即西什库教堂）成了外国传教士、家属及大批中国教民的避难所。攻打北堂的是成千上万的拳匪（加上正规军的协助），督师的是军机大臣刚毅。教堂一旦被攻破，将是惨不忍睹的大杀戮。可是西什库教堂巍然屹立，拳匪和清军就是攻不下来。中国军民废物到如此程度，夫复何言。 八国联军列队参观紫禁城 4）清廷昏聩地对十一国宣战，外省督抚中的头脑清醒者，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看到亡国之祸就在眼前，遂发起“东南互保”，公开声明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与各交战国达成协议，东南各地方政府不奉行宣战诏令，列强也不得在东南地区启衅。中央政府作战，地方政府中立，并与各敌国互相保护，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5）庚子战争中的交战双方，一方（西方列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为另一方（中国）好。中国的失败乃是中国的大幸运；若八国联军失败，将是中国的大灾难。这难道不也是战争史上的今古奇观？ 战争爆发前两年（1898），光绪皇帝主导的变法维新在西太后为首的守旧顽固派反对之下失败了。西方各国支持中国的变法维新，希望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从中世纪的野蛮国家进化为现代的文明国家；对戊戌政变后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帝寄予同情。因为担心光绪被谋害，法国政府要求派医生给（据说重病在身的）光绪检查身体。西太后欲废光绪帝，另立端亲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帝，因为外国使团表示不满而未能如愿。溥俊仅被立为“大阿哥”（即皇位继承人）。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日本协助下逃往海外，继续鼓吹变法维新，被（西太）后党视为心腹之患。 野心勃勃的端王载漪眼看儿子当不成皇帝，对列强恨之入骨。他的亲信遂伪造情报，说列强将逼迫西太后归政光绪帝。对嗜权如命的西太后，此乃天塌地陷之祸，于是不惜一切后果，走上了利用拳匪（据说神通广大）、杀尽洋人的战争之路。 这是从战争的起因分析。从战争的结果看，扫清中国政坛上的顽固反动派，诸如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启秀、毓贤等人，是《辛丑条约》的重要内容（刚毅、徐桐此前已毙命），为以后清末的宪政改革扫清了道路（可惜宪政改革的前途被辛亥革命葬送了）。为中国政坛清扫垃圾的同时，西方各国在条约谈判中要求清廷为被西太后杀害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等五大臣平反昭雪，开复原官。这些忠义敢言之士当初不顾个人安危，力挽狂澜，反对启衅外国，滥杀洋人，进攻使馆。中国政府的祛蠹除奸、扶正祛邪，是被八国联军逼出来的。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八国联军失败了，西太后、端王和拳匪得以任意妄为，中国会是一种什麽局面。清廷将断绝与西方各国的一切外交关系，断绝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驱赶或杀尽所有的洋人，排斥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中国半个多世纪“洋务运动”的成果将付之东流，中国将重回闭关自守、重回野蛮愚昧。正是八国联军的胜利阻止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犯有严重的战争罪行；战败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称得上是宽大为怀，并未苦苦相逼。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费时最久、争论最烈的是条约第二款“惩办祸首”。战争的罪魁祸首无疑是西太后，这是明摆著的。但是不要说对西太后的任何惩罚，就是对她任何公开的批评，都是中国方面绝对不接受的。西方列强最后尊重了中国对最高统治者不能碰的“底线”。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西方各国坚持要求西太后承担罪责，交出权力，归政光绪帝（这一直是各国的愿望），中国将是什麽局面。这点并非做不到，只要列强对清廷的压力足够大。自然，西太后会负隅顽抗；但是她如果想让满清政权和中国为她殉葬，她办不到，满清亲贵、朝廷重臣、外省督抚最后会抛弃她的。如果光绪帝能够亲政，主导宪政改革，中国的历史将改写，明治维新在日本创造的奇迹同样可能发生在中国；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一直延续至今）承受的巨大苦难将可以避免。八国联军、西方列强的宽宏害了中国呵！ 西方各国对罪大恶极的战犯端王载漪，开始坚持要求清廷将他处死，但他是皇室懿亲，清廷不答应。退而求其次，各国要求对他执行“假死刑”——斩监候，清廷连假死刑都拒绝，最后载漪仅被终生圈禁（圈禁即在家中软禁）。 有人对《辛丑条约》规定的四亿五千万两赔款不能释怀。战胜国通过战争赔款其实赚不到钱；战争赔款一般是对战胜国军费的补偿。战争的开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战。庚子战争，清廷向十一国宣战，与八国联军作战，各国的军费加起来自然是一个大数目。从庚子赔款中唯一获利的是俄国。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赔款额的29%。俄国的战争支出是一亿七千万卢布，而所得赔偿，折合卢布一亿八千四百万。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至于美国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则是仁至义尽。 6）在庚子之乱和其后的战争中，中国北方民众被拳匪、官军涂毒、祸害；是外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解民于倒悬的”竟是外国军队，这不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吗？ 被拳匪焚毁的北京街区 “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这是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众多谎言中相当突出的一个。此乃中国人的自欺欺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外国军队，而是中国人自己。八国联军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其军规、军记与拳匪、清军不可同日而语。烧杀淫掠、祸害百姓的是拳匪和清军，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八国联军虽不能说秋毫无犯，但是占领北京以后，它起的主要是维持秩序、恢复秩序的作用。紫禁城当时由日本军队管辖，可说是秋毫无犯。 八国联军列队参观紫禁城 外国军队中军记差的是俄国军队。俄国单独出兵，进占南满洲。这支军队并不在联军统帅的指挥之下，严格讲并不属于八国联军。 清军中军记最坏的是董福祥的甘军。董福祥是土匪出身，回民。他率领的“回子兵”军记败坏，恶名远扬。兵匪一家，并非虚言。七月廿一联军破京之日，董福祥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董个人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清军腐败，在庚子战争中基本上是一触即溃，甚至未触先溃。清军被击溃后作鸟兽散，不少败兵游勇成了真正的野兽，烧杀奸淫，无所不为。清朝的地方官在战争中逃之夭夭；能对百姓提供保护的，倒是外国占领军。 对百姓危害最烈的还是拳匪。拳匪在中国北方、包括京津地区掀起的红色恐怖，尤其是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得到清廷认可之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浩劫。“灭洋”者，一切沾‘洋’字的均在消灭之列（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们用“洋油”到处放火）。洋人、洋妇、洋孩固然格杀勿论，信洋教的亦罪不容诛。烧教堂，扒铁路，割电线，烧车站，毁桥梁；大破坏中连洋人工程师和家属一起杀害。 拳匪屠戮，初试牛刀是在河北省涞水高娄村，匪首张德成亲自指挥。该村有三十四户人家信奉天主教。拳匪趁信徒下午在教堂里望弥撒时闯进教堂，大杀大砍，将信徒全部杀死。然后去教民家，不分男女老幼，斩尽杀绝（对妇女则有先奸后杀发生）。接著搜索财物，放火烧屋。三十四户人家一百四十余人无一幸免。 拳匪的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拳匪在路上遇见穿制服的学生，指为汉奸、乱刀砍死的不计其数。御林军“虎神营”的翼长阿克丹（二品大员）因为曾经入教，被拳匪斩首示众。武毅军统帅聂士成几乎是庚子战争中唯一认真抵抗过联军的清军将领。因为他弹压过拳匪的杀人越货、为非作歹，拳匪对他恨之入骨。就在聂将军身先士卒、与联军奋战方酣之时，拳匪竟然闯入他家，将他的老母、妻子、女儿绑架而去。亲兵报到阵前，聂将军大怒，分了半营人去救家人。拳匪丧心病狂，与外国联军合击聂军，聂将军中炮阵亡。拳匪打算拿聂将军“戮尸”，因联军追来，仓皇逃命，聂将军的马弁才把尸体抢回来。付都统庆恒（正二品大员）掌管御林军虎神营。他是端王载漪的亲信，竟也遭拳匪的毒手，一家老小十三口，连同庆恒本人，被拳匪折磨至死。 拳匪任意诬指他人是汉奸，想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不仅政府高官、军队将领难以免祸，拳匪杀“二毛子”（汉奸）竟然杀进了皇宫禁苑。在端王载漪带领下，拳匪闯入深宫。“大师兄”在西太后面前趾高气扬地宣称∶宫里也有二毛子，得查验；连太监、宫女都要验。西太后问他如何查验，答曰∶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在额头拍一下，就有十字纹出现。西太后并不相信这些鬼话，但迫于情势，忍辱退让，让他们验了一些太监、宫女。拳匪得寸进尺，在载漪带领下，以后又闯入紫禁城宁寿宫，欲杀“二毛子”光绪皇帝，被西太后阻止。拳匪嚣张到闯入皇宫去杀皇帝，还有什麽人他们不敢杀？他们的架子比亲王、郡王的还大。在天津，他们在路上遇到文官坐轿，喝令下轿，武官骑马，喝令下马；而且必须脱帽，在路边肃立。如果不从，白刃相向。 杀人、放火、大肆破坏之外，当然还少不了抢劫；只有抢劫才能财入私囊。在乡镇的抢劫自不待言，拳匪在京城都敢明火执仗，打家劫舍。一般民宅固不能免灾，连京城的“大宅门”都被殃及。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官居一品）家住东单头条，被洗劫一空。孙著短衣逃难，避到安徽会馆；他的一个儿子被剥到只剩一条短裤。直隶总督裕禄昏庸不堪，把拳匪奉为上宾，视为干城。当清廷想调两广总督李鸿章接替裕禄，拳匪预感情势不妙，因为李鸿章几次上奏，力主清剿拳匪。那些狡碍澈K纠合弟兄，公然抢劫，发一笔横财后溜之大吉。匪首张德成、曹福田早就成了巨富。他们树大招风，开始不便开溜，继而决定“另开码头”。走时当然要“干一票”。其时各路粮台都集中在总督行辕，现银即有上百万。于是张、曹各率部下，到达总督行辕呼啸而入，见人就杀，见银就抢；丢掉“灭洋”招牌，尽显土匪本色。 拳匪如此涂毒百姓、作恶多端，百姓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匪首张德成在联军进京后落荒逃走，被河北省的百姓抓住活活打死。 留守北京的清政府官员，敲锣打鼓，送两面锦旗给联军的指挥官，感谢联军的“保民义举” 在庚子之乱和随后的战争中，拳匪制造的红色恐怖是中国近代史上罕有其匹的浩劫。这场浩劫难道不是八国联军用战争手段终止的？平息浩劫、解民倒悬，这不是八国联军出师的“副产品”，而正是联军作战的目的。当然严格地讲，联军要解救的主要是各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和中国的基督徒，但是中国的民众官绅不是也同时获得解放吗？如果说八国联军平息这场浩劫的丰gong伟绩不可没，这种说法过份吗？如果说八国联军阻止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是任何理智清明的人，在了解历史真相之后会得出的必然结论。 2013年9月21日 李劼：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香港是个政治八卦书籍的发散地，但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却并非八卦，而是严肃得有如《晚年周恩来》，尽管在学术份量上不及《晚年周恩来》那么厚重，况且颇多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选择了有关这个历史人物的性心理考察。笔者八十年代最早评说湖南毛的《论毛泽东现象》，庶几就是从毛在北大当图书馆员时遭受当年北大知识领袖不经意的冷落之后所产生的心理反弹入手，揭示毛的文化心理人格。自弗洛伊德心理学创建以降的二十世纪人文研究，这种探索方式在欧美世界可说相当风行，只是在汉语世界显得有些另类罢了。 蔡咏梅对周恩来的这种性心理分析，让我想起民国学者孙次舟先生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一文中有关屈原是同性恋的探讨。孙先生文章发表之后，在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与周恩来一样，屈原也是一个碰不得的偶像级人物。周恩来是一个清廉革命家的象征，屈原是一个爱国主义标兵。尽管事实上屈原的同性恋倾向远比所谓的爱国主义标兵要真实得多，因为在屈原时代根本不存在爱国观念，但世人就那么铁板钉钉地认定，屈原，就等于爱国主义，从而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将他说成是弄臣，并且还是同性恋。 因此，孙次舟先生的屈原性取向探讨也罢，蔡咏梅女士的周恩来情感方式的考究也罢，都让所谓的学术界感到尴尬，从而引起诸多号称学问家们的不满甚至愤怒。尤其是在这二个同性恋个案都无法确切证实而只能从他们的言行中加以推测的情形底下，周恩来的同性恋倾向与屈原作为一位同性恋弄臣由于失恋而成为《离骚》作者的成因，都只能永远处在争议之中。 不过，同样作为历史人物，在周恩来与屈原之间有个重大的区别，周恩来尽管也将其情感诉诸过文字，但更多的却是转化成政治生涯。因此，屈原的情感是完全抒发在文字里，而周恩来的情感却更多地发散在其政治生涯之中。蔡咏梅女士借重的弗洛伊德理论，仅止于其性心理探讨，那可能还不够。倘若让我来选择周恩来情感方式探究的话，我更倾向于选择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 在周恩来研究当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乃是，周恩来为什么在毛泽东面前那么的委屈求全那么的忍辱负重？对此，《晚年周恩来》一著认为，是因为“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认为，“周恩来没有家庭原罪感”，“所谓原罪，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来自于不为社会容忍的，更不为其党所容忍的同性恋隐私”。这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我认为，周恩来之所以始终在湖南毛面前那么低声下气，关键的心理原因在于对自己能力不足的自卑和对自己名不符实的恐惧。 我曾经在《百年风雨》中说过，周恩来的人格特征在于他的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说周恩来什么都是，他当过演员，做过学生领袖，投身政治之后，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领导过两次城市暴动，组创过中共的情治系统，担任过中共的军事首领，主持过中共的统战，成为中共首席外交家，出任了终身的总理之职。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他求学时代没有读书能力，整天沉溺于演戏，或者与同学缠缠绵绵，无论到日本还是到法国、英国，都没有留学的求学能力，最终不得已，才投身政治。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原因，并非是资历很老能力过人，而是凭着共产国际头领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介绍信得以一步登天。他在上海和南昌所参与并领导的两次暴动，全都以失败告终。在上海的中共情治系统的创建过程当中，差点全军覆没，幸亏有个钱壮飞，才得以死里逃生。至于在所谓苏区的反围剿之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能力更是平淡无奇。周恩来最拿手的应该是他的统战本事，事实上，周恩来对中共的最大贡献也就在于他以过人的统战能力为该党凝聚了广泛的人脉。周恩来在人际关系上的凝聚力，在中共历代首领中无出其右。只是那样的统战，说穿了无非是哄骗、笼络、收买、利用他人，通常是利用完了就一脚踢开，过河拆桥。这不要说在旁观者看来不上台面，就是周恩来本人也并不以此为荣。至于作为总理的治国能力，周恩来晚年自己都曾坦承不如邓小平实干。即便作为红色外交家，其实也是徒有虚名。张闻天秘书何方的回忆有说，周恩来搞外交的特色是只抓芝麻，大事糊涂；说穿了就是只知沉缅于琐事，根本不懂外交方略。 周恩来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人格特征所证明的乃是，周恩来其实终其一身都是个演员，能够将他扮演的所有角色全都演得栩栩如生，至于那些个角色到底做了什么实事究竟有无成就，那就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即便是在流氓政治当中耍流氓比横，周恩来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这种戏子特征，天知地知，周恩来自己知毛泽东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戏子人格，所以能够驾轻就熟地拿捏周恩来。这是周恩来终其一身都被毛泽东踩在脚底下欺负的根本原因。 从文化人格上说，周恩来并非是个孤立的个案，而是颇有类型性的文化心理承传。就远而说，诸葛亮就是一个周恩来式的政治人物。倘若细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便可得知，此人并非军事天才，治国政绩也乏善可陈，庶几就是一个将忠臣形象演绎得极其成功的演员。诸葛亮打仗屡战屡败，就连狂热吹捧他的《三国演义》都不得不如实叙述，其六出祁山、九进中原是如何的失败。相比之下，曹操才是真正的管、乐之才，这是诸葛亮自己都在《出师表》承认了的。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取得三足鼎立的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借助了东吴诸如周瑜、鲁肃之类士族领袖的雄才大略以及孙权的政治立场。至于诸葛亮帮助刘备所获得的那块国土，主要是从刘氏宗族诸如刘表、刘璋手中忽悠来的。由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全都写反了，硬是制作出一个诸葛亮神话，才导致了世人的盲目崇拜。 周恩来的当世同类，便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与周恩来一样，马英九也了无政治才能可言，而是靠着作秀的本领，赢得了民众的选票。马英九的政治眼光和文化视野全都相当庸常，就因为扮相不错，演技出色，故而获得成功。但一旦当政，原形毕露，其短视其平庸其僵化，其周恩来式的婆婆妈妈，一目了然。从周、马两者的扮相上说，周恩来当然是万人迷，马英九人称师奶杀手，全都具有电影明星般的个人魅力，征服选民是轻而易举的。不过，就两者的个人能耐而言，马英九绝对不是与周恩来同一个等量级的。以马英九那点本事，要是处在周恩来的人生位置上，早在延安整风年代，就被毛给做掉了。马英九那样的作秀，与周恩来的长袖善舞相比，显得太小儿科了。周恩来历经的风浪、阅世的深度、人情的练达、待人接物的雍容，全都是马英九在美国学府里再读几个博士学位都学不到的。 也许世人会好奇，这样的人物假如真的从事表演艺术，能否成为表演艺术家？回答是，只能成为高级票友。假设周恩来从事京剧艺术，绝对成不了梅兰芳。假如马英九转行拍电影，也不会成为李安第二。这类人物的艺术人生，并非天才型的艺术家，而是天生的票友，或者文化票友，或者戏曲票友。虽然他们的人生是演戏，但他们的天赋却不在表演艺术，而在政治作秀。倘若要问，假设这类人物真的从事文学或者艺术类的事业，会是什么样的光景。最现成的回答，便是台湾学者蒋勋。 蒋勋是这类人物当中直接从事文艺研究的学者，其学术特点与这类人物非常相似：鲜明的票友特征。蒋勋的演说或著述，全都很好看，甚至可以说相当唯美，但经不起推敲，也了无创见可言。蒋勋的学术追求并非是深刻或者高远，而就是好看。那样的文雅，那样的优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志。但真要把蒋勋放到文化学术的平台上，却绝非天才，而是温润如玉的票友。在蒋勋的雅致面前，任何挑剔都会显得粗鲁。 蒋勋的性取向是众所周知的，毋须讳言。在这类人物的情感光谱上，蒋勋显然是深色的，而周恩来、马英九则是属于浅色的，暧昧的，朦胧的。同样属于浅色的、难以归为同志、又同样从事文学类职业的人物，已经过世的《上海文学》原主编周介人，是个典型事例。我曾经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历史备忘》里专章描绘过周介人的林林总总。这也是个小一号的周恩来式人物。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坛版的。在文化倾向上又与周恩来一样，有着鲜明的江南特色。周恩来喜听越剧，周介人热衷的是沪剧；他最喜欢唱的戏曲，是《罗汉钱》里的“燕燕作媒”，全然花旦青衣类的唱腔，嗲得不能再嗲。但他又绝对不是同志。他在三个文坛强势女人面前的作为，与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的小心翼翼、低声下气，如出一辙。而且，为了取悦权势者，他也做过不少令人不屑的事情，最后沦为作协主席的“家奴”。在文学上当属高级票友，说他不懂文学，他的审美眼光不俗；说他很懂文学，却从来没有写出过像模像样的文章。他无疑是文学鉴赏的内行，叵奈天赋有限，所以推崇诸如池莉、方方一类作家，于先锋文学相当隔阂。与周恩来一样，周介人也是个工作狂。至于洁癖，在周介人体现为，见不得行文粗野。在文坛的政治风浪里，周介人活得跟周恩来一样的可怜，也跟周恩来一样，早就面目全非，言不由衷，假作真时真也假。 大凡这类戏子型的文化人格，通常具有这么三个特征。其一，既非天才，亦非创造性开拓型人物；倘若从事文艺类行当，通常是高级票友，仅止于好看好听；倘若从事政治，一旦陷入江湖草莽肯定做不了老大，只能退居辅佐；倘若有幸民选政治，中选执政之后，必定露馅。其二，不是强人是嗲人，亦即以守雌的优雅见长。越是不擅长的事情，他们越表演得有声有色，像真的一样。其三，他们的自恋是一种洁癖，极其爱惜羽毛，害怕被污受辱，宁死也不愿背污名。 从这三个特征上，可以明白周恩来的一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是多情种子，喜欢演戏；然后是热血青年，渴望“十年面壁图破壁”式的辉煌和成功。不是读书做学问的料子，只能转向国际性的落草，投身共产革命。由于海外国际背景的革命优势，才刚起步，便被编入领袖行列。不懂打仗，却是军事首领；不懂政治，却成为风云人物；不懂经济，却成了一国总理；不懂外交方略，却是中共首屈一指的外交家。他成功地上演了由各种不同角色构成的那出叫做周恩来革命生涯的大戏，把每一个角色全都演得维妙维肖，从而让人完全忽略了他其实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的真相。 马英九可没有周恩来那样的幸运，当然也没有周恩来那般的悲苦。反过来说，假设周恩来像马英九那样在一个民选政治的舞台上，或许也会像马英九一样，被世人发现其无能和平庸的真相。但周恩来始终生活在一个需要制造个人神话来支撑的巨大谎言里，世人只见孔雀开屏般的美丽，不见其开屏背后的种种庸常。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是最早揭示了开屏背后的真相，但那个真相本身又成为一个难解的谜语：周恩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有关周恩来的谎言底下，深藏着一个更为巨大的历史谎言，有关忠臣，有关贤相。能力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忠了没忠，贤了没贤？周恩来本人是相信那个谎言的，并且努力按照那个谎言所说的标准，扮演忠臣，扮演贤相。周恩来不知道的只是，世人恰好就是以那样的标准来阅读他的这场人生大戏的。结果，民众的愚昧，周恩来的愚忠，两者一拍即合，并且合上后再也打不开来。周恩来神话，其实就是这么形成的。 周恩来的心理模型，应该是粘滞型。这种心理模型的特征在于，缠绵或者说粘糊，保守，专情，有洁癖。好比终身未婚的木心是娶了文学，厮守着一个其貌不扬老婆的周恩来是嫁给了革命。世人很奇怪周恩来为何选择了那么个女人做老婆，并且厮守终身。殊不知，周恩来选择革命并非是一种机会主义式的人生投机，而是坚定不移的将自己交付给了革命。周恩来以前爱过什么人，暂且存疑；但周恩来投身政治之后，对革命一往情深并且矢志不渝，是可以肯定的。这可能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根本区别，同样是落草造反有理，在毛泽东是枭雄式的打江山坐江山，在周恩来是把革命当作挚爱的情人紧紧搂在怀里。木心有了文学，不需要女人；同样，周恩来有了革命就了却了爱美之心，选择了一个相貌平常却绝对听话可靠的女人。周恩来择偶的标准非常简单，只要对方不给他惹事生非，即可。江山，美女，自古都是皇帝的专擅。做宰相的在江山、美女上面，越俭朴越像样也越安全。周恩来懂得这个道理，诸葛亮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二个所选择的配偶都是其貌不扬的。 周恩来一生最大的悲剧，就是把那个叫做革命的婊子当作了天使，紧紧地搂在怀里。粘滞型的人物，一旦选择了自己的所爱，绝对一路爱到底，不会中途生变。周恩来之于革命的激情，便是这样的热恋，生死不渝。周恩来可以为此献身，但不能接受被判决为革命的叛徒，不能接受被突然打成反革命。这既可以说是矢志不移的忠诚，也可以说是爱惜羽毛的洁癖。在流氓政治中，这样的忠诚，如此的洁癖，又恰好是致命的软肋。深知个中堂奥的流氓毛，只要点一点周恩来的这个软肋，周恩来就只能俯首称臣。在流氓政治的舞台上，通常都是最流氓的才能成为大赢家，而不会耍流氓的周恩来只能成为大流氓的侍妾。周恩来在爱上革命的时候，绝对不曾想到，那场革命是多么的流氓。不管周恩来投身革命后如何如何，想当初，毕竟是卿本佳人。 就此而言，屈原还算是幸运的，一走了之。周恩来的不幸在于，无法脱身。要么做奴才，要么被打入那个叫做叛徒的地狱。周恩来怀里的那个叫做革命的爱侣，原来是那么的娇弱，那么的不可靠，只消人家轻轻地动一动手指头，立马就会跟着大流氓跑掉。可见，搂住革命比搂住女人要难得多。而周恩来的全部忙碌全部努力全部挚爱，都只不过是想搂住那个叫做革命的情人，根本不管发妻遭受什么样的冷落。很有趣的是，周恩来娶的那个女人，又恰好喜欢周恩来那么使劲地搂住革命，仿佛夫妇前面没有革命的定语就不成为夫妇似的。事实上，邓颖超也确实非常享受周恩来的搂紧革命，因为那是革命夫妇与普通夫妇之间的天壤之别。假设革命从周恩来的怀里跑掉了，那么他们夫妇也就不再是革命夫妇，而是被打成像刘少奇、王光美那样的反革命夫妇了。这是周恩来夫妇之间最大的秘密，根本不需要说出来才弄明白。至于那个做老婆的因此受了多少委屈，世人对此也不必过于同情，因为人家是心甘情愿的。 明白了周恩来之于革命之间的这种坚贞不渝，便可以解读周恩来的所有言行。比如，为何那么残忍地杀死了顾顺章一家十几口？因为顾顺章背叛了革命。为何下令销毁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有关文件？因为要维护革命的名誉。周恩来并非不明白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正确，但他认定革命在毛泽东手里，所以宁可跟着毛泽东胡作非为，也不敢站在刘、邓一边。同样道理，在林彪与毛泽东的分裂中，周恩来内心深处是认同林彪的，并且在许多事情上悄悄地与林彪相配合；但一旦毛泽东翻脸，他又只得选择站在毛泽东一边。周恩来内心佩服比他有本事的人，不仅是刘、邓，即便是反对他的高岗，周恩来一面激烈地批判高岗，一面暗暗佩服高岗的能力，这是高岗死后、周恩来曾私下照应过高岗未亡人的原因所在，那样的照应并非虚伪。周恩来自己不懂打仗，但他极其佩服会打仗的林彪。对毛泽东的俯首贴耳是出于被赶出革命队伍的恐惧，但与林彪的友好以及对林彪之死的同情，却是心有戚戚焉。得知林彪死讯，周恩来的号啕大哭，不是做戏，而是痛不欲生。既痛林彪，也悲自己。当然，也正是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这种心照不宣，使毛泽东怀恨在心。因此，毛泽东在清除林彪之后，非要将周恩来置于死地不可。 周恩来与那个叫做革命的情侣的生死恋，大致可分为这么几个阶段：最初是国际性落草，得了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回国，成为风云人物。那时的周恩来，虽然提着脑袋革命，但内心充实，风华正茂，意气奋发得不行。有关闹革命的种种方略都由共产国际制定，他只要搂紧革命即可，不需要费神思考未来。而事实上，周恩来终其一生，都不曾展望过未来，只顾着埋头拉车而已。真正的情侣，不考虑未来，要的是当下的缠绵。更何况周恩来在政治上，根本就没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和能力。 转折是所谓苏区反围剿失败后到来的。世人只知遵义会议是毛泽东的转折点，殊不知，也是周恩来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之前的周恩来，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根本不懂中国式的造反传统，从来都不空降的，而是土生土长的。周恩来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再浪漫，但骨子里却是个经验主义者。凭着他的切身经历，周恩来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共产国际的特派员们，无论是李德还是王明之类的二十八个半，都不及落草井冈山的那帮哥们有劲道。革命的中枢，未必就是远在天边的共产国际，有可能就是近在眼前的山大王们。 但此刻的周恩来，依然与国际派藕断丝连，所以有了与王明站在一起的准备听命于蒋介石、其实是听命于斯大林的所谓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绝对不曾想到，中国式的革命，其实是毛泽东那样的三国志游戏，亦即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当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位置、使用足以获得最大赢面的手段对付复杂的政治局面。利益高于原则，权术胜于主义。周恩来在延安被毛泽东整得可说是心悦诚服，那番检讨，并非敷衍了事。 但周恩来并没有获得毛泽东的信任，只是得了个周副主席的位置。四九年改任总理之后，毛泽东悄悄地准备以高岗取代之。当然，那并不只是毛、周之间的交锋，更是毛氏家天下与党内官僚集团党天下之争的序幕。周与刘、邓、陈等诸多党内大佬，联手逼退毛泽东的发难，迫使毛挥泪斩马谡，反手将高岗置于死地。五六年的八大，是党天下的乘胜追击。诸多大佬借着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黑幕的国际风向，把毛泽东从个人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毛只好转向民间，煽动学生和知识分子，兴风作浪，向党提意见，开门整风。不料，民国年代遗留下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会提出轮流执政。毛又是一下变脸，把开门整风变成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不过，这次的反右先锋，不是周恩来，而是邓小平。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文艺人士，怀有一种与生俱来般的恻隐之心。 毛泽东的出招是反反冒进。南宁会议，差点成为周恩来的走麦城。毛泽东这次推出的准备替代人物，是那个不是高岗胜似高岗的柯庆施。周恩来的检讨，有如跪地求饶。可能也是那样的跪地求饶，让毛泽东看出了周恩来绣花枕头般的戏子本相。尽管周恩来七千人大会后，违背毛的心意，向知识分子抛过橄榄枝；但文革一开始，周恩来马上毫不犹豫地站到毛泽东那一边。 文革当中，周恩来的聪明是聪明在他已经知道，那个叫做革命的情人，不再是共产国际的傀儡，而是毛泽东手中的玩物。但周恩来的茫然又茫然在，依然不知道毛泽东究竟要干什么。周恩来在政治事务中游刃有余，但于历史性的政治洞察却从来盲目。刘、邓倒掉后，周恩来与林彪一样，以为毛泽东已然获胜了，应该收手了。哪曾想到，毛泽东要的文革大胜，不仅仅是打倒刘、邓，更是要复辟家天下。周恩来与林彪不谋而合的主张重新回到国计民生，无意间触犯了毛泽东的家天下城府。毛泽东的所谓继续革命，是要向毛氏家天下挺进。 于是，林彪做了出头鸟。周恩来虽然旁观，但内心深处是完全认同林彪的，并且，言行之间，也难免会有附和配合的流露。毛泽东的恨林彪之中，多少怀有恐惧，但恨周恩来却是恨在这个奴才竟然还没有全然臣服。毛泽东对林彪采取的手段是谋杀，对周恩来的报复是医死。因为毛泽东最终发现，周恩来内心深处爱的是革命，而不是毛氏家天下。这是毛、周之间的最大分歧，也是最致命的裂痕。 在以毛泽东为轴心的那场流氓政治当中，周恩来无疑是个悲剧人物。那样的悲剧不仅在于周恩来如何的低声下气，也在于周恩来一次又一次的助毛为虐。久而久之，周恩来之于革命的爱恋，由最初的纯情变得越来越混浊越来越不堪。周恩来临终之前，又是唱《国际歌》，又是倾听《黛玉葬花》、《宝玉哭灵》；并非混乱，而是一以贯之的深情。唱《国际歌》是在回忆他与那个叫做革命的情人的初恋，或者说回味当初落草国际共产革命的浪漫；葬花和哭灵，是与那个叫做革命的情人依依惜别。须知，革命再野蛮，周恩来骨子里的风情万种，依然优雅，依然缠绵。这仿佛是一场林黛玉、贾宝玉投身革命的悲剧，听上去很荒诞，事实上很合拍。周恩来当初扮演的女角，庶几就是周恩来一生的某种写照。悲惨的是，最后竟沦落成流氓毛的侍妾。 正如皇帝需要弄臣，周恩来有时也需要开心果。这是为什么周恩来硬把陈毅调到身边出任外交部长的原因。周恩来并非不知道陈毅根本不懂外交，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恩来需要陈毅说笑解闷。人的需要是多样的，有时需要意志坚定，有时需要扮演弱者，有时需要哈哈大笑，有时需要独自忧伤。周恩来出访参观，看到童工会心生怜悯。周恩来听到来自农村的卫士对戏曲表演出言不逊，会严厉制止。这是周恩来的细柔之处，更是周恩来的女性一面。不管周恩来的性取向如何，周恩来性格中的这种女性特色，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听到林彪死讯的失声痛哭，也并非男儿作为，而是女子之恸。周恩来的苦楚是他成不了贾母那样的享福人，而那个陈毅也不是王熙凤式的精明能干之人。红色王朝的外交，靠的是运气，而不是本事。 周恩来成了历史，但这历史尚未结束。周恩来也成了人物，这类人物过去有过，现在也有，将来还会出现。周恩来式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要说神秘很神秘，要说简明也很简明。男人有女性特征并非见不得人的现象，即便是同志，也没什么羞惭可言。关键在于，周恩来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究竟留给世人什么样的警醒。这才是更为重要的，也是有待于学界继续探讨的。 二0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写于纽约 ——《纵览中国》首发 戚本禹回忆：庐山会议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恶斗 朱学渊评《戚本禹回忆录》 这是一部有价值的书，读过此书的人大多会说“他是一个毛泽东的死党”，我以为这样看问题太简单化了，以他宠辱皆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对毛泽东的私隐公德一定很清楚，如果他将这一切公布于世，他的生命的一切价值都化为糟粕。所以他对毛泽东的隐恶扬善，对邓小平、刘少奇的隐善扬恶，都是为了证明他的人生还有那么一点点价值。我以为，与其说戚本禹当初是一个“大才子”，还不如说他曾经是一个“小机灵”，但是他的这篇死而后已的回忆录，写出如此多有选择的内幕，也证明他有与毫无价值的人生决裂的豪气。 文革初，毛泽东赐戚本禹十八个月的风光，后赐他十八年牢狱之灾，无怨无悔是他的自由，是他求仁得仁，求灾得灾，我们尽可不必评说一个奴才的哀乐；但是因为茅于轼先生批判毛泽东，他至死仇恨茅于轼先生那就完全没有道理了。按他的思维逻辑，如果邓小平再让他多坐十八年的监牢，或许他就爱而不恨邓小平了。 庐山会议是共产党崩塌的巅峰，毛泽东之毁，彭德怀之誉，已是人间公道。戚本禹说彭德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指向刘少奇的，但是此言得罪了党内一大群人，毛泽东是为了党内的团结，才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这当然是非常不合情理的辩说，而且戚本禹本人并没有上山。而那年戚本禹才二十七、八岁，以今日的我回忆那个年岁，实在是涉世不深，什么也不懂；我想戚本禹大概也是如此，对毛泽东迷得如痴如醉，也可以原谅；但是到了八十五岁还依然痴醉，就授人以笑柄了。但是，他毕竟写出了共产党内此多的内幕真情，我们不能尽以观念论人，他要算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 戚本禹说：庐山会议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恶斗 戚司马遗像 第11章关于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若干情况 我知道的庐山会议上的一些具体情况，包括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成为了会议上的反左材料、彭德怀万言意见书、彭德怀反党、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等等，都是会议结束后田家英、林克、李银桥他们回来讲述的。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书，一般都是跟着田家英的，所以也参加了庐山会议，不过他不能进入会场，是在外面，只能听说一些会场情况，我从他那里也得知一些他知道的情况。 11.1关于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大跃进之后不久，毛主席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很多下面的事，已经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和一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搞浮夸表示出了担忧，并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和1959年2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积极部署反左，采取措施制止高指标和浮夸风。他要我们到四川去搞调查，了解农村实情，也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进一步防左反左。1959年开春我们下到四川调查不久，主席就通过办公厅打来电话，之后就写过一封党内通信。这封党内通信是号召生产队长都要抵制高指标，要求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当时我们看了，就觉得主席很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好像是针对我们下面看到的情况说的。我们下去之后第一天吃的是干饭，第二天开始就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而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是一个队这样，而是各个生产队都这样。我估计这些情况田家英在电话里跟主席做了口头汇报，并告诉主席下面的粮食产量很可能是瞎报、虚报的。主席要求中央把他写的“党内通信”发到公社支部，要农民抵制高指标，说明这个时候主席已经在考虑发动群众来反左了。那时田家英在底下跟我们说，毛主席有一席列的反对左的、反对过热的指示，我们要传达到农民。后来我们拉有线广播，田家英亲自还给农民念文件，叫农民不要虚报，要讲实话……但是，我们小打小闹传达到的地方是有限的，四川其他地方都不传达，因为四川的领导不让传达。这实际是扣押了中央文件、扣押了主席写的党内通信。四川是这样，安徽更过分，曾希圣不但扣押党内通讯，还把反对浮夸的安徽副省长张凯帆打成反革命集团。问题是这样的严重，主席让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是要继续反左，加大力度纠正“左”的错误，主席想通过引导大家读书和讨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放卫星”、搞浮夸的领导干部，把头脑冷静下来。 彭德怀上庐山之前是在湖南也做了调查的，看到了农村的一些实情，也反对那些过左的东西。所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主席是一致的，都是要反左。既然会议是一个反左、反浮夸的气氛，当初那些被浮夸派批评为“右倾保守”的人，就有了说话的机会，难免对浮夸派发泄不满。彭德怀通过小组的发言，把这些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我相信有关档案还保存着彭德怀在小组发言的材料，我现在已经无法接触或者查到那些材料了，只能寄托希望于未来的档案开放了）。他这个积极反左，是符合毛主席的思路的。 毛主席在会议上接到了我在四川写的、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认真阅读后很满意，就批给大会了，是作为反左的重要依据材料之一印发的。我的报告实际不仅仅是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真相，而是完全揭穿了全国的粮食产量真相。这样一来，以前搞浮夸的人，如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等等，就都在小组会上受到彭德怀和其他很多人的批评，会议反左的效果很好，很突出。 据李银桥讲，会议就要结束了，要打行李包了。毛主席书多，到哪里都带上一堆书，包括《资治通鉴》这类书。书整理打包费时间，主席就叫他先把书打包好。这意思就是会议要完了，准备下山了，根本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主席还说了会后要到下面去转一下。 但是，彭德怀对会议这么早结束不满意，他觉得批“左”批得不痛不痒，批得太轻描淡写了，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就是现在一般说的“彭德怀万言意见书”。意见书表面上平和，在一般人看起来没什么，但里面有钉子，暗含杀机。因为他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而且是在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就极不正常了，表明他对这之前开会的结果有意见，他不同意会议就这么收场。中央准备搞个纠左的文件，还没有见面怎么就要散会呢？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党内都懂，是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改变中央领导了。以前的李立三就当了三个月的总书记，也就提了一个“先夺取几个大城市”的主张，说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话，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就是犯了“左倾盲动”的路线错误，就下去了，到苏联去改造了15年（那不是修养，是改造）。王明、博古也都是因为路线错误下去的。 关于搞单干和走集体化的争论，从建国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彭德怀一直实际上是主张单干的。那些反对搞大跃进的干部，也大多是他这个主张，都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刘少奇却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到58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他又是最起劲的。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像谭震林这些人就跟着他瞎说。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没有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大，对比一下他们在大跃进中的讲话就知道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源头都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参见第9章）。但大跃进中彭德怀和刘少奇并不一致，彭德怀还是坚持他原来的单干，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左右摇摆。浮夸风搞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彭德怀就觉得自己是掌握了真理了。 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提法，实际是把目标指向刘少奇。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怀在意见书里引用了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讲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其次，他后来责怪毛主席不该把这封信印发会议，同样也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谈话。是私下谈话，他就不会说毛主席本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刘少奇的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那就是指刘少奇了。第三，彭德怀是元帅，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头指向主席，就不会写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说“刘少奇是极左的。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了”。这也能证明他当时就是针对刘少奇的。 总之，彭德怀觉得刘少奇搞的浮夸风是严重的路线问题，他用“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党内人人都懂的说法，实际是希望中央换掉刘少奇，让他自己或者其他什么人上去来纠正刘少奇的错误。 11.2关于彭德怀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 彭德怀的信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说，不能我一个人看，我要开会的。这个李银桥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让他把打包的书都打开了。彭德怀后来说，这个信是给主席的，你怎么能发给大家？彭德怀不懂吗？他写的是正式信，是给中央提意见，不是给主席一个人提意见的，主席就得处理，不能就这么算了，起码要给常委们看看吧？所以庐山会议继续进行。继续开会后，彭德怀实际上活动更加积极。 刘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领导人，还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浮夸风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们都看出了钉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怀的意见，那他们这些对浮夸风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都要垮台。这就是说，彭德怀的信把事情搞复杂了，把党内两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刘少奇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为代表的浮夸派领导人都闹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要看主席的态度了。主席是反对搞浮夸的，在会议前半截还拿着我从四川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批评过李井泉，其他大区书记、省委书记也跟着紧张。可是，主席认为浮夸风是工作中的错误，改正就可以了，哪怕就是搞浮夸的这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不必要撤换的。他此前就说过，有浮夸也不要紧，放假卫星是错误的，但还有真卫星的。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来了。这是个过程嘛。像李井泉，他在受到主席批评以后，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底下一些人就不听他的了。如果把他这样的人都拿掉，那好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得拿掉。省委书记、大区书记都拿掉了，刘少奇还干得下去吗？那就意味着要引起党内大震动的。所以，毛主席说彭德怀的信是在“下战书”，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主席批判彭德怀是下了决心的，但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一致性，避免党内大震动。 恰在这种情形之下，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正常的事件，就是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在一起开小会。当时，警卫战士给中央首长站岗值班都要做值班记录，做例行汇报，有警卫战士在值班例行工作汇报中，谈到彭德怀他们一些人经常开会不开灯，就是人进去了就熄灯，开完一两个小时的会，一个一个地出来。警卫战士把几点关灯、几点开灯、什么人进去出来，都做了详细记录，报告给了连长，连长再上报，层层上报就报给了罗瑞卿。当时，中央已经有个防突委员会，是专门防止突发事变的，由周恩来主要负责，罗瑞卿也是负责人之一。出于职责所在，罗瑞卿看到这个警卫战士的记录，觉得很不正常：中央没有叫开这样的会，他们怎么开了？罗瑞卿实际是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为了搞清楚警卫战士记录的是不是实情，他就亲自到小树林观察。彭德怀他们不是开一次会，又一次开会的时候，罗瑞卿就把情况都观察到了。 在再后来发生的事情中，李锐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李锐说他是主席的秘书，其实他不是。他只是因为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的有些好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毛主席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可以经常写信来反映下面的一些情况。类似的通讯秘书主席有一批，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的，什么人都有，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主席这样做是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但这些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参见第四章）。 李锐参加彭德怀的小会最积极。人家说李锐是司马懿是有道理的，司马懿走路老回头，李锐走路也老回头。我事后听到很多秘书室同志的议论，尤其是李锐出了问题去劳改之后，听到田家英、逄先知、李银桥都议论说，李锐当时做贼心虚，一看到罗瑞卿，四目相对，就以为他们开小会的事情暴露了，就去找主席主动交代。他干嘛这样呢？我现在分析，他是想，既然罗瑞卿已经知道了，就会向主席汇报，主席会追查，万一有什么事就不如争取主动。林克后来跟我说，主席听了李锐的主动坦白以后，很快又听到了罗瑞卿的汇报，就找了周小舟、周惠等人来问情况。 李锐知道主席找了他们后，生怕他们说的比自己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补充交代，说彭德怀、陈伯达、黄克诚、胡乔木、田家英他们骂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坏。这个话要是真实，就犯了大忌了，一句话就够了。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让斯大林名誉受到严重污损，“斯大林晚年”是个贬义词了。这些周惠后来写的书里都有，林克也说了，李锐自己也承认的。李锐的这个第二次交代，可能为了解脱自己就夸大其词，还搞了很多张冠李戴，等于是疯狗乱咬人，使问题升级了。 按照林克的说法，李锐还交代过，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彭德怀打电话给军队了。我估计这是林克的分析，但源出李锐的交代报告。否则主席怎么会说他们是陷入军事俱乐部呢？参加小会的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彭德怀和黄克诚，两个人能算一个俱乐部吗？张闻天和其他几个人都是非军人。主席不会无缘无故有这个概念，一定是有报告。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黄克诚是中央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两个人是直接掌握军事大权的，张闻天是管外交、搞经济的，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都是毛主席身边的人，这么多人都担任党的要职，还有管宣传的，搞在一起，说了许多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话，还包括攻击主席本人，这些在当时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党。 至于军事俱乐部，那就还有一个背景。彭德怀1959年4月带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在上庐山前，刚结束对苏联和东欧的访问。有陪同他出访的人回来后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在苏期间，受到赫鲁晓夫超规格的热情接待，有好几次苏方还把中方随行人员和翻译拦在门外，通过苏方的翻译与彭德怀单独会谈。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很不正常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拒绝了赫鲁晓夫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的无理要求，赫鲁晓夫正对毛主席恼怒不已，还多次向访问苏联的中国同志说，希望他们推翻毛主席的领导。庐山会议之前不久，赫鲁晓夫一直在公开发表言论，批评我们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在内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赫鲁晓夫在给中国共产党从外部施加压力，来促使中国党内发生他想要的改变。黄克诚当时是总参谋长，而他也实际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这就使军事俱乐部仿佛有影有形了。 此外就是陈毅汇报的事，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苏联武官去见陈毅，要求个别谈话，陈毅把秘书都谴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了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这一系列事情联系在一起看，暗影重重，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就有依据了，毛主席不采取措施也不行。毛主席说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路线错误，是想推翻我们的路线，他不是一下子来的，是各种各样原因集合起来促成的（苏联是一直想把毛主席搞掉的，后来贺龙访苏，也策反贺龙，说他们一个元帅就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要贺龙把毛主席搞掉。贺龙当场发脾气，总理也抗议，不谈了，回来）。 要解决彭德怀的右倾问题、反党问题、军事俱乐部问题，实际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决定的，而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当时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对彭德怀都不满意。彭德怀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但也有很多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一面。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第一次感受到的很可怕的军内高层斗争，就是彭德怀批判刘伯承和粟裕（参见第五章）。他这样做，得罪了很多军内的人，在党内也结怨很多。结怨的由头，以及这个“军事俱乐部”的由头，都是在彭德怀自己。所以，当时他的“军事俱乐部”一揭露，就是墙倒众人推，说他反党、搞军事俱乐部，全党不同意的很少，根本不是像现在很多的书里和文章里看到的那样，好像每个人都是彭德怀的支持者，就是毛主席一个人要把他打倒。 我听田家英说，当时反对彭德怀最积极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刘少奇把彭德怀骂得狗血喷头。这就让我想起彭德怀骂粟裕，真是一报还一报。刘少奇还坚决主张把彭德怀清除出党，但主席没有同意。贺龙骂彭德怀也很积极，骂得也很厉害。李井泉本来是因为浮夸风遭到毛主席的批评，彭德怀也一直就是在会议期间不断批判他们这些浮夸派的，现在李井泉也有了反击彭德怀的机会了，大肆批判其彭德怀来了。李井泉是贺龙的部下，解放四川的两个元帅是贺龙和刘伯承，贺龙排名还在刘伯承的前面，因为这个渊源他成了“西南王”，谁也不怕。而且他对会议前半截得罪了他的田家英也不放过，借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对田家英也大肆报复。田家英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紧急通过在北京的陈秉忱下令我们火速撤回北京，免得留在四川也受到李井泉的报复（参见前一章）。 陈泓莘：功过皆历史 成败非所求，忆戚本禹 陈泓莘 八十五岁的戚本禹于文革五十周年离世，令人不得不感叹冥冥中命运的安排。他常说自己是“历史人”，那种功过成败都不由自己书写评说的人。五十年前的文革是他命运跌宕的开始，五十年后，当人们反思纪念那一场浩劫的时候，他离世了，而且最终他行使了所剩不多的权力，为自己挑选了终结此生的地方——上海，那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在那里，他上学、入党、应招进京、走上顶峰、扔入监狱、被遣回、最终又从上海上路，重新轮回….. 二十年前第一次见戚本禹，特地约在我的一位长辈家中，当时戚先生还在出狱后被监视居住阶段，据说有诸多框禁，包括：不能随意离开上海、定时汇报、不许见媒体、不许写回忆录、不能见境外记者等等，总之，可以活着，但不能随意走动更不许随意说话。 那是深冬二月，他穿了一件质地很好的黑呢大衣，里面是一套同样上好质地的黑西装，带着一副浅咖啡色太阳镜，从始至终没有摘下。 我儿时最特殊的记忆之一，就是家中出出入入的长辈客人们许多出自秦城监狱，他们一个个形体消瘦但精力旺盛，他们见面都兴奋并快活，滔滔不绝…..但戚先生不是。他高大魁梧，即便坐着，也挺直着背，他几乎很少主动引出话题，只在确定对方是与他交流的时候才会坦率说出自己的见解，声调适中没有重复并充满自信。 戚本禹，山东威海人，明朝末年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后代。幼时读私塾，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学生时代加入中共，1950年入中南海，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简称“中秘室”）众多秘书之一。引起毛泽东注意是1957-58年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二王八司马”原发生于唐顺宗永贞年间，王叔文、联合王伾、刘禹锡等推行政治改革仅146天即告失败，后二王死，追随者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 50年代末发生在中秘室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虽然刚刚过去不到六十年，但是因为当年几位相关人物在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中身份变化起伏，而导致对事件的结论和性质，甚至事件本身都有诸多版本。当事人之一林克的回忆文章曾经不止一次说：“整个事件的经过颇为复杂”，甚至被有的党史研究者称为扑朔迷离。简而言之，就是戚本禹、林克等八名中秘室年轻秘书，在中央直属机关整风运动中向上级反映问题后，被某些上级认定为“反党”，并欲定“右派”，双方以多种方式对抗半年多后，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林克戚本禹等八位年轻人，以唐朝“二王八司马”故事解救了他们。 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的全力支持，在当时不仅给了这几位即将被开除党籍流放新疆的年轻人新的政治生命，更给了戚本禹一个父亲般的支撑。作为一个少年丧父、热爱历史的年轻人，从此令他对理想更加充满激情。正因为如此，1968年1月，当戚本禹在周恩来的压力下面临必须被送进监狱之前，毛泽东曾征求他本人意见，“去新疆还是留北京？”，戚说：“这些年，您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您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去秦城吧，离北京近点，万一有什么需要，方便些”。毛替他定了秦城，于是，戚本禹“被宣称”“请假检讨”，事实上锒铛入狱。整整十八年后，白发苍苍走出秦城监狱那天，公安部的人告诉他：“你必须换个名字，否则不给你报户口”，于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三十多年中，中国的图书市场多了一位史学作者，戚文。 戚本禹今年四月离世后，媒体关于他的介绍之多远超出他生前所能想象。出狱后他基本生活在社会边缘，远离任何圈子，只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内交往。不想再看冷眼，也不愿给别人带去尴尬，当然更不肯迁就某些人的猎奇心。何况，他心中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多年前，他在一封信中对我说：“世界上那么多风云人物和耀眼明星您不去研究，却花了三年（加上今年）时间去研究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了三十二个春秋的背时人物，怎么说您呢？…..” 那是我第一次听他自己给自己定位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也是第一次明白原来表面淡然、平静诉说过去的他，事实上心中有着巨大的压抑、无奈与愤懑。 之前，我们谈到他那篇著名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据说是射倒刘少奇的最后一剑。他居然也毫无情绪波动的说“被中央政治局改过66稿，包括主席亲自改过1稿，总理改过14稿”。 这篇文章，1983年审判他的时候，曾经作为“反革命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的重要证据，将打倒刘少奇之主谋从毛、周等等一大群人身上卸下，全部加给了他。至于曾经被毛批示：“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有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这样的过程，包括接受旨意写这篇文章的起源，对于当年的审判显然毫无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历史学者丁凯文先生多年前在《文革新星戚本禹的跃升与陨落》一文中就说道：“戚本禹为毛泽东的文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承担了过重的罪名”。 曾经听说一个情节，中南海批斗刘邓陶的时候，戚本禹派人把陶铸夫人曾志拉走，令她搬个板凳坐在一边，没被批斗。问戚先生是否有此事，他说“当然”，“曾志是主席的好朋友呀”。他说：“我何止只是保了曾志，我还保过邓小平，因为主席讲了几次要保； 保过王震,他后来还给我写信表示感谢；保过许世友，他是主席爱将；保过华国锋…..”。 戚本禹在1968年以后，与王力、关锋，一同被称为文革史上著名的“三只小爬虫”，几十年中被蔑视和轻贱，几乎被开除“人籍”，至于曾经帮过谁、保过谁、甚至救过谁，当这一个个“谁”都重新身居高位的时候，事实上又有谁会在乎他今天是谁？ “毛刘文革前的矛盾你知道吗？” “不知道，当时级别太低，不可能知道。田家英、陈伯达他们有可能”。 “为什么逼田家英连夜搬出中南海呢？” “其实当时没有要求他连夜搬出。田家英的问题非常复杂，他和主席、江青、陈伯达之间原本已有芥蒂，后来被人利用，将他哥哥抗美援朝后投降台湾还写信拉拢他的事情重新拿出来说事”, “谁说的呢？” “那个人活着，这几年还在写文章，先不说了”。 与戚先生谈文革历史，常常如此三言两语，他一般表情不变，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我还是有一次看见了他眼睛亮亮的。那个阶段，我在台湾的一个学术机构找到了文革《大字报汇编（广东地区）》”，其中就有批判戚本禹“想篡夺总理大权，做着黄粱美梦”的大字报，于是兴奋地复印了所有资料给他，我认为这是支撑我的理论：即认为一定要将他踢出局是周恩来的又一个佐证。他其实一直并不认可我这个说法，但是那天，看着他带着老花镜，一页一页仔细读大字报的复印件，那种眼神和专著，我知道，他心中其实像我一样，希望找出他为什么下台的真正原因。尽管外界仿佛早有定论，但我们都明白那些显然都不完全是理由。 ◊◊◊◊◊◊◊◊◊◊ 大约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坊间盛传戚本禹文革时从鲁迅博物馆取走了全部书信文稿，并将其中大量珍贵手书占为己有，近年陆续出卖所得超过2000多万。鲁迅之子周海婴自然也听说此事，他十分愤愤不平，因其母亲许广平当年就是得知鲁迅遗稿被戚本禹拿走后，四处奔走、求助、寻找，气急交加，疲惫不堪，最终引发心肌哽塞而去世的。 许先生抗战时期曾出任上海中华女子学校校长，据周海婴回忆：学校经常处于经济拮据状态，甚至最艰难的时候会拖欠教职员工的薪俸半年以上，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去向我的外祖父母借款，每次都得到慷慨相助。 正因为如此，十多年前，我小住北京那段时间，海婴伯伯一家也对我极为关照，不仅常被招呼去吃饭，每当鲁迅故居院子里枣树结枣的时候，定会打电话来叫“快来拿点回去！”。 一天海婴伯伯说：“你去问问戚本禹能否把他拿走的鲁迅手稿还给我们，他挣了钱我们就算了也不要了，或者让他告诉我们卖给谁了也行…..” 口信自然是认认真真带给了戚先生，他说：“你看我像拥有身家两千多万的人吗？”“其实那天去鲁迅博物馆是一整个小组呢，大约7，8个人，我们装了满满5大袋。收齐之后，当天就直接送去康老那儿了，是他要的”，戚先生补充说。几乎凡见过戚先生的人，都会感叹他超强的记忆力，尤其是细节，当他想说一件事时，他通常可以描述得仿佛不久前刚发生的一样。 近年关于那批鲁迅文稿又陆续看到一些相关文字，有人说是康生想在鲁迅文稿中寻找清人墨宝，也有人说康生是为了江青而将这批文字收来，因江青担心其中有关于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记录。无论如何，至少终于不再有人认为那几大包鲁迅文稿会随戚本禹被抄家坐牢之后还保存完好地在他身边、随他迁移、被他倒卖。 我认识的戚本禹的时候，他已不是“戚大炮”，“变色龙”、“小爬虫”和“走狗”。而只是一个关注社会和政治，思想敏锐的老人，是一个曾经深陷于诸多文革早期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有着诸多说不清理不顺的经历。他当然有反思，也肯定有纠结和委屈。 戚本禹从担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算起，到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真正位居中央领导并倾全力冲锋陷阵的时间严格来说是18个月，1966年初到1967年8月，这18个月的权力顶峰，令他受狱18年，同时付出了36岁以后的几乎整个下半生为代价当替罪羊并承受批判。 戚先生走了，虽盖棺却仍不能论定，毕竟他的一生，功过皆为历史，成败亦其非所求。以他自己的一段话作为结束：“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 八司马遇救，五十五万遇难，戚本禹至死仇视茅于轼 7.1反右派运动的起因 1956年秋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对我们这边的影响不可小视。不能否定，解放才几年，一些党的干部身上滋生了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群众意见不少也不小，社会矛盾积累了很多也很大。群众意见和社会矛盾不能坐视不管，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酿成类似匈牙利那样的大事件。毛主席未雨绸缪，为了掌握主动，就在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决心给那些有意见的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这个讲话的精神一出来，群众就动起来了，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而且畅所欲言，社会上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大字报。这个局面实际上是主席期望的，给了毛主席本人和党内部分干部很大的信心。所以，在毛主席的内部讲话之后约两个月，即1957年4月27日，中央就正式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群众动作更大了，抓住机会给官僚作风严重的领导贴大字报，把心里的不满都爆发出来了。很多民主党派友好人士也动起来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大字报不再是局部现象，而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真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个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有人甚至说，主席刚刚讲完“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自己就不谦虚了。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前，国际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后，国内很多民主党派的人又都起来兴风作浪。报纸上也说，右派猖狂进攻了，要杀共产党人了，天下大乱了。事情是被夸张得不得了。葛佩琦是个老共产党人，据他讲，他只是向党委提了批评意见，说党委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要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绝没有说要杀共产党人之类的话。这种意见有什么不对呢？那时，邓小平主持党的工作，大量材料，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很快就从党内渠道报送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一时也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这就造成一种局面，使毛主席相信，事情可能在起变化，主席也不愿意右派翻天，就在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通过党内渠道表明态度，也是提醒右派要谨慎从事。可是事与愿违，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右派，认为春天来了，都惊蛰了，都出来了，都打着响应主席最高国务会议号召的名义，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有很多言论，还有很多行动，发动对党的进攻，把矛头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当然，这个要共产党下台，不是说要把共产党人都抓起来，而是说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 罗隆基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搞过了，要搞“平反委员会”给被镇压的人平反；储安平则在光明日报开会骂共产党搞“党天下”。当时就有人说，大部分民主党派的人都听他们的，民主党派里的左派是少数。史良和雷洁琼还不错，史良把他们的一些内部活动告诉了主席和总理。与此同时，在北大出现了“5•19民主运动”，林希翎5月23号又在北大作演讲，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类似的大小事情全国还有很多。党内一致意见是坚决打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以上这种党内外的情况简而言之就是，党外有股很大的势力认为主席的讲话还不够开明，要求轮流执政；党内则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在批评毛主席乱讲话。毛主席受到党内外夹击。 1957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青后来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 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先在1957年6月8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1957年6月中旬发动起来了。 7.2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及其扩大化 反右派总要一个指导文件吧？解铃还须系铃人，党中央就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做文章。毛主席是尊重党内其他同志意见的，也是遵守党内一贯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他也许是看到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出现那么多的言论，又受到周围各种材料和上下左右的人的影响，就把他原来的讲话，交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他们，吸收党内高层其他人意见进行修改。这个改了的东西就是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它成了反右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因为它提出了划右派的六条标准。这个文章不如主席自己原来的那个好。我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正式发表出来的文章与原始的讲话有很大的不同，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也是主席原始讲话里没有的（详见上一章）。 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是他的真实思想，而发表出来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一点即使是现在最正规的说法也是不否定的。逄先知、金冲及他们搞的《毛泽东传1949-1976》就在第702页承认发表出来的文章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是毛泽东的精心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这就是说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的意见。因此，后来说毛主席他一个人搞“引蛇出洞”，是没有道理的。这怎么是“引蛇出洞”呢？ 右派是有的，辩论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么大的反右派运动，搞了几十万人。这个责任，毛主席有，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彭真也很积极。彭真那时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百分之五都不够，有百分之十。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 所谓扩大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风运动在前，反右派运动在后，整风运动中的大鸣大放，没有一个具体的发言标准，等人家把话已经说了，再以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去对号入座，那人家很多话就是说过头了，很多人就成右派了。后来有人说毛主席搞“引蛇出洞”，依据就是这个。这种说法是违背基本事实的，是没有对上面说的各种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主观看法。毛主席并不是有意先不设立标准，有意诱使人家胡乱鸣放，等人家鸣放之后再故意找托词设立标准收拾人家，而是先就诚心诚意希望大家提意见，发现有的意见走得太远之后，就希望吸收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设立几个标准来规范鸣放行为，并纠正先前的鸣放方向，把整风运动引导到合理的轨道上去。 这里面还有一个具体的执行操作问题。用后来划定的标准去衡量已经过线的一些鸣放，就已经难免出现一个扩大化的问题了，而有些具体操作的人还犯官僚主义作风，还借机打击报复正当给党组织和个别党的领导提合理意见的人，就像中南海有人打击报复我们“八司马”那样（参见后一章）。这就把扩大化的问题搞得更加严重了。刚才提到的老共产党人葛佩琦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他根本就不该被打成右派【注释葛佩琦】。可以说，要是根据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精神去衡量鸣放的言论，那么就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了。而要是具体操作者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都像主席那样没有私心，那就更没有扩大化问题了。主席讲过李慎之、【王芳？】（新华社的）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邓小平还是把他们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说的话都不管用了。所以，扩大化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主席。毛主席当时说过，全国不过4、5千个右派。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搞，右派最多也就是这个数字。 综合以上情况就是，标准出来晚了，其他具体执行人又搞打击报复，又搞官僚主义，又搞高指标按比例打……最后就搞成扩大化了。 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批判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实际上，主席是真要群众民主的。在同期的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中，有人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主席就不同意。这也是他要群众讲话，要实行民主的一个证明。群众讲话了才能稳定，才能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当时要不是主席的讲话出来，让群众的情绪有一个发出的地方，那群众就可能因为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上街去，真出现“匈牙利事件”也是难说的。哪知主席讲话，是在苏联20大以后，他一讲，群众动了，右派也动了，党内还就是利用这些事说主席把国家搞乱了。主席真是好心，刘少奇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给主席头上。“我是执行者，我是第一线的，负主要责任”，这话刘少奇该说却不说。主席都说了要负责任，他刘少奇就不说一声负责任的话，何况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 7.3关于反右扩大化后的平反问题 在右派平反问题上，毛主席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这里我先说两件具体的事。 第一件是关于我们秘书室三科的女秘书崔英的。一次中南海举办周末舞会，崔英和毛主席跳舞，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崔英。”主席说：“那你是崔莺莺了，你的张生在哪里呢？”崔英知道主席是把她那个“英”字听误了或者是故意说成“莺”字，就说：“我的张生，响应号召下乡锻炼，碰到安徽水灾，救灾时牺牲了。”主席听了安慰她说，他是为人民牺牲的，你不要伤心。还说，你是烈士家属，组织上会关照的。主席就这样记住了崔英，后来在舞会上再见到崔英就会说：“你过来，咱们一起跳个舞。”主席这其实是在表示对烈士家属的关心。 崔英在秘书室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61、62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 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且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这个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经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调信。崔英这个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个科的科长小马（马芷荪）工作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来跟我商量。我问：“你经过科长同意了吗？”“科长？！她左得很，不会同意的。”崔英说。 崔英的科长小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说，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规则。不过，那是在“八司马事件”之后，我对错划右派特别有体会，不愿意有人像我们“八司马”那样受到冤枉。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支持崔英的，当我看到她实在不愿去和小马商量，就说，你去找陈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他直接找田家英是因为马芷荪和田家英关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马芷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戚本禹回忆录，至死仇视茅于轼 朱学渊评《戚本禹回忆录》 这是一部有价值的书，读过此书的人大多会说“他是一个毛泽东的死党”，我以为这样看问题太简单化了，以他宠辱皆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对毛泽东的私隐公德一定很清楚，如果他将这一切公布于世，他的生命的一切价值都化为糟粕。所以他对毛泽东的隐恶扬善，对邓小平、刘少奇的隐善扬恶，都是为了证明他的人生还有那么一点点价值。我以为，与其说戚本禹当初是一个“大才子”，还不如说他曾经是一个“小机灵”，但是他的这篇死而后已的回忆录，写出如此多有选择的内幕，也证明他有与毫无价值的人生决裂的豪气。 文革初，毛泽东赐戚本禹十八个月的风光，后赐他十八年牢狱之灾，无怨无悔是他的自由，是他求仁得仁，求灾得灾，我们尽可不必评说一个奴才的哀乐；但是因为茅于轼先生批判毛泽东，他至死仇恨茅于轼先生那就完全没有道理了。按他的思维逻辑，如果邓小平再让他多坐十八年的监牢，或许他就爱而不恨邓小平了。 八司马遇救，五十五万遇难，戚本禹至死仇视茅于轼 7.1反右派运动的起因 1956年秋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对我们这边的影响不可小视。不能否定，解放才几年，一些党的干部身上滋生了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群众意见不少也不小，社会矛盾积累了很多也很大。群众意见和社会矛盾不能坐视不管，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酿成类似匈牙利那样的大事件。毛主席未雨绸缪，为了掌握主动，就在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决心给那些有意见的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这个讲话的精神一出来，群众就动起来了，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而且畅所欲言，社会上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大字报。这个局面实际上是主席期望的，给了毛主席本人和党内部分干部很大的信心。所以，在毛主席的内部讲话之后约两个月，即1957年4月27日，中央就正式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群众动作更大了，抓住机会给官僚作风严重的领导贴大字报，把心里的不满都爆发出来了。很多民主党派友好人士也动起来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大字报不再是局部现象，而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真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个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有人甚至说，主席刚刚讲完“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自己就不谦虚了。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前，国际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后，国内很多民主党派的人又都起来兴风作浪。报纸上也说，右派猖狂进攻了，要杀共产党人了，天下大乱了。事情是被夸张得不得了。葛佩琦是个老共产党人，据他讲，他只是向党委提了批评意见，说党委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要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绝没有说要杀共产党人之类的话。这种意见有什么不对呢？那时，邓小平主持党的工作，大量材料，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很快就从党内渠道报送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一时也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这就造成一种局面，使毛主席相信，事情可能在起变化，主席也不愿意右派翻天，就在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通过党内渠道表明态度，也是提醒右派要谨慎从事。可是事与愿违，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右派，认为春天来了，都惊蛰了，都出来了，都打着响应主席最高国务会议号召的名义，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有很多言论，还有很多行动，发动对党的进攻，把矛头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当然，这个要共产党下台，不是说要把共产党人都抓起来，而是说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 罗隆基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搞过了，要搞“平反委员会”给被镇压的人平反；储安平则在光明日报开会骂共产党搞“党天下”。当时就有人说，大部分民主党派的人都听他们的，民主党派里的左派是少数。史良和雷洁琼还不错，史良把他们的一些内部活动告诉了主席和总理。与此同时，在北大出现了“5•19民主运动”，林希翎5月23号又在北大作演讲，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类似的大小事情全国还有很多。党内一致意见是坚决打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以上这种党内外的情况简而言之就是，党外有股很大的势力认为主席的讲话还不够开明，要求轮流执政；党内则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在批评毛主席乱讲话。毛主席受到党内外夹击。 1957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青后来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 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先在1957年6月8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1957年6月中旬发动起来了。 7.2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及其扩大化 反右派总要一个指导文件吧？解铃还须系铃人，党中央就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做文章。毛主席是尊重党内其他同志意见的，也是遵守党内一贯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他也许是看到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出现那么多的言论，又受到周围各种材料和上下左右的人的影响，就把他原来的讲话，交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他们，吸收党内高层其他人意见进行修改。这个改了的东西就是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它成了反右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因为它提出了划右派的六条标准。这个文章不如主席自己原来的那个好。我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正式发表出来的文章与原始的讲话有很大的不同，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也是主席原始讲话里没有的（详见上一章）。 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是他的真实思想，而发表出来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一点即使是现在最正规的说法也是不否定的。逄先知、金冲及他们搞的《毛泽东传1949-1976》就在第702页承认发表出来的文章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是毛泽东的精心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这就是说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的意见。因此，后来说毛主席他一个人搞“引蛇出洞”，是没有道理的。这怎么是“引蛇出洞”呢？ 右派是有的，辩论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么大的反右派运动，搞了几十万人。这个责任，毛主席有，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彭真也很积极。彭真那时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百分之五都不够，有百分之十。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 所谓扩大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风运动在前，反右派运动在后，整风运动中的大鸣大放，没有一个具体的发言标准，等人家把话已经说了，再以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去对号入座，那人家很多话就是说过头了，很多人就成右派了。后来有人说毛主席搞“引蛇出洞”，依据就是这个。这种说法是违背基本事实的，是没有对上面说的各种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主观看法。毛主席并不是有意先不设立标准，有意诱使人家胡乱鸣放，等人家鸣放之后再故意找托词设立标准收拾人家，而是先就诚心诚意希望大家提意见，发现有的意见走得太远之后，就希望吸收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设立几个标准来规范鸣放行为，并纠正先前的鸣放方向，把整风运动引导到合理的轨道上去。 这里面还有一个具体的执行操作问题。用后来划定的标准去衡量已经过线的一些鸣放，就已经难免出现一个扩大化的问题了，而有些具体操作的人还犯官僚主义作风，还借机打击报复正当给党组织和个别党的领导提合理意见的人，就像中南海有人打击报复我们“八司马”那样（参见后一章）。这就把扩大化的问题搞得更加严重了。刚才提到的老共产党人葛佩琦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他根本就不该被打成右派【注释葛佩琦】。可以说，要是根据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精神去衡量鸣放的言论，那么就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了。而要是具体操作者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都像主席那样没有私心，那就更没有扩大化问题了。主席讲过李慎之、【王芳？】（新华社的）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邓小平还是把他们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说的话都不管用了。所以，扩大化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主席。毛主席当时说过，全国不过4、5千个右派。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搞，右派最多也就是这个数字。 综合以上情况就是，标准出来晚了，其他具体执行人又搞打击报复，又搞官僚主义，又搞高指标按比例打……最后就搞成扩大化了。 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批判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实际上，主席是真要群众民主的。在同期的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中，有人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主席就不同意。这也是他要群众讲话，要实行民主的一个证明。群众讲话了才能稳定，才能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当时要不是主席的讲话出来，让群众的情绪有一个发出的地方，那群众就可能因为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上街去，真出现“匈牙利事件”也是难说的。哪知主席讲话，是在苏联20大以后，他一讲，群众动了，右派也动了，党内还就是利用这些事说主席把国家搞乱了。主席真是好心，刘少奇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给主席头上。“我是执行者，我是第一线的，负主要责任”，这话刘少奇该说却不说。主席都说了要负责任，他刘少奇就不说一声负责任的话，何况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 7.3关于反右扩大化后的平反问题 在右派平反问题上，毛主席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这里我先说两件具体的事。 第一件是关于我们秘书室三科的女秘书崔英的。一次中南海举办周末舞会，崔英和毛主席跳舞，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崔英。”主席说：“那你是崔莺莺了，你的张生在哪里呢？”崔英知道主席是把她那个“英”字听误了或者是故意说成“莺”字，就说：“我的张生，响应号召下乡锻炼，碰到安徽水灾，救灾时牺牲了。”主席听了安慰她说，他是为人民牺牲的，你不要伤心。还说，你是烈士家属，组织上会关照的。主席就这样记住了崔英，后来在舞会上再见到崔英就会说：“你过来，咱们一起跳个舞。”主席这其实是在表示对烈士家属的关心。 崔英在秘书室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61、62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 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且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这个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经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调信。崔英这个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个科的科长小马（马芷荪）工作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来跟我商量。我问：“你经过科长同意了吗？”“科长？！她左得很，不会同意的。”崔英说。 崔英的科长小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说，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规则。不过，那是在“八司马事件”之后，我对错划右派特别有体会，不愿意有人像我们“八司马”那样受到冤枉。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支持崔英的，当我看到她实在不愿去和小马商量，就说，你去找陈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他直接找田家英是因为马芷荪和田家英关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马芷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崔英听我的意见去找陈秉忱，这个人是从军队来的干部，组织观念强，人不错，就是一点也不圆通，他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小平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小平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那行啊！这是通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杨尚昆问田家英：“这人是从哪儿来的？”田家英答：“从宣传部调来的。”杨尚昆说：“赶紧把他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三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 田家英马上找到小马科长，小马本来就不满意崔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传达“三天内调走”，小马却说“明天就得走”，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崔英觉得，工作交代了，调新单位总得给个鉴定吧。于是科里匆忙开会，讲了几条意见，算是做了鉴定。要她走，也没说什么理由，就说是工作需要。其实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给主席反映右派申诉这件事，引起有关人的不满。崔英走前问过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说啊！我说：“我真不知道这事。你跟我不是一个科。他们调走你。不用经过我，他们跟杨尚昆汇报，也不用跟我商量的。”当时在秘书室不赞成崔英调走的还有“八司马”的李公绰和朱固等。崔英在实际调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这件事给崔英打击太大，听说此后几年她犯了精神忧郁症。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主席听了没有说什么。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忙于指挥炮击金门的战役，之后可能就把要崔英写材料这件事给忘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小马贴大字报，说小马打击报复崔英。小马解释说：“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杨尚昆要调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叫调走她的。”造反派到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那里去核实，这整个过程才清楚。改革开放后，崔英在广州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个过程说得很详细。崔英现在还在北京，住在西单教育部街。 第二件事是关于华东《新闻报》的一个资深编辑的。我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说，这个人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开后写了一个稿子，涉及斯大林，说斯大林没有好好听听群众的意见。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苏联决裂，《新闻报》就认为他“反苏联”、“攻击共产国际”，按“不利于国际团结”这一条，把他划为右派了。我认为这是错划，就把信转到《新闻报》，请他们重新考虑，《新闻报》回复说，大家的意见都是把他划为右派。在文革的时候，这个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来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还去问总理给不给人家平反。总理说：“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后处理，不要现在就搞”。主席看到我们的汇报材料后，就问这个事，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我叫华东的张春桥去查，张春桥是很好的，他说，主席问这个事，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这么个人，这个人真没有反党，真是拥护毛主席。他“反苏”，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边都反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平反的，就去给总理汇报：“总理，你看调查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张春桥调查到的情况都说了。总理听了后说：“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个哩。还是由运动后期统一处理吧。”总理说了统一处理，那就统一处理吧，我也没有办法，我起码是把事情报告给主席了，也给总理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记得总理当时还强调说：“这个事单独处理的话，那就要连锁反应了，雪片一样，处理一个又来一个，那就冲击文化大革命，变成平反运动了。还是后期统一处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进了秦城，这个人的平反事情处理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总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过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个事。这个人是当时华东《新闻报》的，我估计现在还活着，可以查到的。 以上两件事说明，不愿意给错划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这里。主席是实事求是，从来不离开这个方针的。右派错划了，就该平反。我们秘书室是一直给主席送信，反映错划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们调查处理，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统战部收到我们转去的一些申诉信以后，原准备搞一个给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邓小平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宜平反。邓小平这个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违背了中共中央1962年8月对于搞错右派应于改正的指示，也违背了毛主席的认真处理右派申诉的意见。当时中央还没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还是“一条路线”的的分歧问题。现在有人说，邓小平这个违反中央指示的意见是来源于毛主席1962年9月《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现查文件，毛主席确实在这个批语中批评了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在中央机关内对“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主席批语）的错误作法【注释批语引述来源】。但毛主席在这个批语和此前的所有批语中，均没有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总是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该摘帽的摘帽，该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会上的谈话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人为邓小平开脱，拿毛主席的这个批语为邓小平做挡箭牌，把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责任推给毛主席，是违反事实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批语的意思是说，“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给人家平反，还要作为经验推广，是没有必要的。这丝毫没有对错划右派不搞甄别，不做改正的意思。 邓小平当时不同意平反，后来却和胡耀邦一伙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头上盖。要么是乱批、乱斗，按主观臆想的比例乱划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统统一风吹，全国除了保留几个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的、坚决不改的铁杆右派也当成好人，给以甄别翻案，甚至奉为上宾（如茅于轼之流的）；忽左忽右、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这与毛主席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总起来看，在反右派及其扩大化问题上，主席缺点错误是有，但不能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错误比。他们的错误多了。而且主席并没有品质性的错误，他们是品质性的错误。 附文： 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旧知识分子没有无产阶级历史担当 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留下的是是非非太多，其中很多是烂帐，是屎盆子，如今都扣在毛主席头上。其中一个最大的屎盆子是说毛主席一贯仇恨知识分子，发起反右派运动就是要打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让毛主席打折了。然而，在我看来，事实恰恰相反，是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姑且称呼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在反右派运动前后根本没有一致的独立人格，也没有什么脊梁骨来承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重担。所以，扣在毛主席头上的屎盆子应该而且必须端掉。 实际上毛主席是一贯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他在延安就说过，共产党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文化的军队就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可见毛主席把知识看得何等重要，竟然是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同于武装力量的。毛主席还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他不但重视文化的军队，还特别重视对拿枪的军队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也确实言行一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调动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他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的讲话，是有同样的用意的；在嗣后的党内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以往是一致的。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主席与某些旧知识分子是有分歧甚至冲突，之后毛主席对待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责任到底在谁？毛主席思想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为什么不再整体性信任旧知识分子这个集体，而要对这个集体进行改造，并要发起教育革命乃至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去培养新知识分子，即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就要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维护这样一个角度去分析、去审察。这里不妨拿林希翎及其言行来做个管中窥豹。 林希翎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学生，年轻，漂亮，很活跃，又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况，秘书室是王文接待她的。她就这样偶然地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的一个局外角色（参见下一章）。王文和她谈了几次话，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讲，王文是参加了的。所以，对她的情况，我还是比较熟悉。 主席在最高国国务会议上的内部讲话是很开明的，紧接着的整风运动也是要和其他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氛。而且，主席不久又非常明确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只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上的思想原因造成的。斯大林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功绩是第一的，主要的，错误是第二的，次要的，他的错误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 但是，林希翎5月23日在北大的演讲，目标就是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她说：“我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点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林希翎这样讲，就是没有通过提意见表达民主的诚意了。不管她怎么样打着人民的旗号，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要搞真正社会主义”，还要“让人民过上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不能掩盖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实意思的。她说“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就没有站得住脚的依据。当时二战结束后不久，个人崇拜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大家都希望有强有力的人出来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社会正常生活，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时都有个人崇拜的现象。 至于她说的“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符合实际的。中国是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社会，直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当然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新制度总是带着旧制度的脐带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发展总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到足够了，就会发生飞跃，完成事物的彻底革新，形成新的事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也要遵循这个历史观。搞社会主义，不是心脏移植外科手术，把旧的封建基础的心脏，一刀切除，再换上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心脏，就万事大吉了。即使是这样的移植手术，整个躯体也还是要借助原来的那个躯体，使其慢慢适应新的心脏。这一点共产党自己知道，毛主席更知道，所以毛主席要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和群众帮助整风，打掉党内的封建官僚主义作风，开展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林希翎却在当时搞社会主义是大方向的时候，把攻击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动不动就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也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这当然就与毛主席的内部讲话精神、与中央精神、与整风运动的本来精神都是相违背的。 林希翎当时不过就是一个冲在前头的爱出风头的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尚且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态度，那么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他们对毛主席搞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真实的态度，就不难知道了。 毛主席对秦始皇有过很多与众不同的评论，在反右派运动后他就多次谈到过秦始皇，其中一次是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二次会议上，结合知识分子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批评，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范文澜同志最近就写了一篇《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有人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不是杀掉了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对，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几个能与秦始皇比？ 秦始皇的伟大和历史进步作用到底在哪里呢？结合毛主席后来进一步评价秦始皇就知道了。他1973年针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否定秦始皇的观点，写了七律诗，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秦始皇的关键的历史进步作用就在于制度建设上：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身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里“祖龙身死秦犹在”里的“秦犹在”，指的就是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在秦始皇死后历经二千多年而不死；“百代都行秦政法”说的是秦始皇之后，各个王朝不过是这样那样改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但秦始皇中央集权制的根本的东西没有丢，也丢不掉，丢不起。所以，陈寅恪不是也有“两千年来皆行秦政”一说吗？秦之后，一般人看到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就灭亡了，就以为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错了，所以汉代刘邦迫于功臣和封建文人谋臣们的压力和形势所迫，就恢复分封制，分封了异姓王和同姓王若干个，结果是连年战乱，汉王朝也最终灭亡了。西晋又一次恢复诸侯分封，结果也搞出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照样灭亡了。可见问题不在于中央集权制本身。顾炎武就说过：“汉以后之人，莫不认为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王，封建亡，不封建亦亡”。柳宗元则说：“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所以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反对裂土分封。 毛主席要求知识分子（当时主要都是旧知识分子）和党内同志要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要以为秦始皇的错是在中央集权制。毛主席这是从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出发，看待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问题。毛主席对于一个根本制度的创立和维护是特别在意的。所以，像林希翎那样，像章伯钧等人那样，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主席正在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奴隶制取代氏族原始公社，是必然、是进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必然、是进步；中央集权制，取代分封制是必然、是进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是必然、是进步。不管多么艰难，历史多么长久，这个进步一定要发生，一定要有人去促成它发生。所以，离开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设和巩固，就不能理解毛主席为什么也是不愿意右派翻天的，也是主张反右派进攻的；就不能理解为何后来他在八届二次会议上还要那样直率地讲上面的一番话。秦始皇的“坑”是肉体消灭，毛主席的“坑”是思想改造。这是有天壤之别的，体现了毛主席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封建帝王，而是人民的领袖。 毛主席和柳宗元一样看到了“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要“失”的话，也会是“失在政”，而不是“失在制”。所以，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他就想坚持维护和巩固这个制度，并把重点放在“政”上，不失于政。所以，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采取了在“政”上主动出击，用整风运动来克服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改进共产党的行政能力，不失于政。 恰恰是在这个政和制的关系问题上，许多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没有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为重，打着民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谋求“人的生活”的旗号，实际上以个人的私心和小集团的利益为重，名义上谈“政”，实际上把鸣放炮火冲着“制”。在毛主席已经明确指出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主义思想的产物之后，还是借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目标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样毛主席就不能不怀疑旧知识分子是不是愿意搞社会主义了。 在这里，旧知识分子自己需要检讨，不要太过自我膨胀，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对；也不要把什么责任都往外推，都往毛主席身上推。从后来旧知识分子（这时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称呼会更合适一些）一个个都崇拜资本主义，倡导资本主义，就可以肯定，旧知识分子当时就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但他们不仅不敢承认这一点，还要说自己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还要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打成右派，冤枉吗？我看不冤枉。说毛主席不是完人，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更不是完人，不但不是完人，而且连前后一致的人格都没有，更毫无脊梁骨来担当历史责任。老是责怪、指责、污蔑和诋毁毛主席，那就是连封建文人的基本的做人的旧道德都没有了，更不用说有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了。 再回到林希翎身上，看看毛主席对于旧知识分子是怎么的恨铁不成钢却又不得不爱护有加。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希翎的演讲内容通过党内渠道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就批示：“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是罗瑞卿亲自抓的她。按照当时的标准，林希翎打成右派，没有什么冤屈（但是，实事求是讲，邓小平掌权后走林希翎要的“特色社会主义”，却不给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确是冤屈了她。一码是一码，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林希翎后来也得不到平反这个事实，正好也能说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个人的意思，不给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确不是来自毛主席。）我从秦城出来后，读到有文章说，1973年毛主席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听说是被公安局关起来了，就马上要求“立即释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贯主张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都要给予出路的。我想，这个事该是真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对待按照当时的标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大右派林希翎的问题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领袖人开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识分子，去“引蛇出洞”，还去搞反右派扩大化，打折旧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呢？明明是旧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脊梁骨嘛！扣在主席头上的屎盆子难道不该端掉吗？必须将知识分子做新与旧的划分，否则就是混淆视听。旧知识分子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总有一天会多起来的。 毛主席本来是连旧知识分子都信任的，他和不少旧知识分子之间有很多的佳话流传，例如和黄炎培的窑洞对，文革中列出受保护的大知识分子名单叫周总理执行保护，还有本书谈到的给熊十力回信，给章士钊夜半送鸡等等。这些为什么不能作为毛主席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而且还主要是重视和爱护旧知识分子的证据呢？ 总之，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之前和整风运动之中，都是一如既往信任“知识分子”的，并在整风运动中寄托很大希望于“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是辜负了毛主席的期待的。经过这一轮对“知识分子”的观察，再经过其后的许多事情上反反复复对“知识分子”的观察，毛主席最终发现，从旧制度下过来的这些“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总体而言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因此就不在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们了。整风运动中旧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是导致毛主席改变对旧知识分子态度的一个关键事件，是也导致毛主席后来发起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通过改革教育制度来培养无产阶级新知识分子的一个关键事件。 朱学渊：五帝是女真族，黄帝是爱新氏 《史记·五帝本纪》是口传故事的笔录，中国人自引为“炎黄子孙”，是“三皇五帝”带来的荣耀。因此，这些传说人物是否真实可靠？自然是我们骄傲中的隐忧了。 一般认为，黄帝、颛顼、喾、尧、舜即是“五帝”。〈五帝本纪〉说：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 　　虞舜者，名曰重华。 但是在结束该卷时，司马迁又说：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　　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 其中，黄帝从“姓公孙”变成“为有熊”，就成了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如果不认识这两个姓氏，就根本无法认识这位人物，中华民族祖先的面目也就难于信服了。 传统学术是按字面来解释传说姓氏的，如“神农氏”是领头农耕的氏族，“燧人氏”是发明钻木取火的部落。而含“有”字的族名，如有熊、有莘、有巢、有娀、有扈、有虞、有邰、有殷等，则有更简单化的解读：“有巢氏”是开始巢居的氏族，“有扈氏”是率先开门凿户者的子孙，云云。这些的肤浅的说法，却已经深入了我们的意识。 如果“有”是“有/无”之“有”，那么“有熊氏”就是“饲养熊罴的氏族”或“与狗熊同伍的部落”，也就非常荒谬了。而这些部落名没有有效的汉语语义，也说明史前中原语言曾经不同于汉语，否则“公孙/有熊”的语义是不会说不清楚的。因此我们必须先把上古中原语言作一番了解。 · 上古中原民族是后世北方民族的同类的语言证据 司马迁早已指出上古中原语言不是“雅言”的事实，他在〈五帝本纪〉结尾时说： 　　大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上古）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训），荐绅先生难言之。 历来人们只把“雅言”当作是优雅的语言，因此不理解这段“大史公曰”。其实，雅言或“雅驯”是指后来形成的汉语，而记载黄帝事迹的《百家》不是用雅言写的，司马迁去咨询博学的荐绅先生，可是荐绅先生也不知所云。 《尔雅》是一部古代辞书，其中就有中原原始语言的线索。其〈释天〉一章说：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其实，蒙古语 ziil就是“唐虞曰载”之“载”；满语anen正是“周曰年”之“年”；满语“岁”字 ser 恰似“商曰祀”之“祀”；而“夏曰岁”之“岁”则是今伏尔加河流域楚瓦什语之 sul，楚瓦什人被认为保加尔（仆骨）人后裔。因此，从这个字来看，夏和唐虞（东胡）似为蒙古语族，而商和周则似通古斯语族。 再如〈释器〉一章说： 　　黄金谓之璗，其美者谓之镠。 蒙古语“黄金/ altan”常译“阿勒坛”，“璗”可能就是取了“坛/ tan”之音。象这样的例子，在《尔雅》中还有不少。 所谓“夏历”，即十二兽纪年历，北方民族乃至藏族也用它，但它始于何时？却无从计考。清儒赵翼认为夏历得自戎狄，他在《陔余丛考》一书中说：“汉时呼韩邪欵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事实上，金文甲骨里就有与十二兽对应的“十二地支”，拿它们与蒙古语比较，还有许多音缘： 　　兔　　　　　　　　tuula 　　龙　　　　　　　　luu 　　马　　　午　　　　morin 　　羊　　　　　　　　amaa 　　猴　　　申　　　　samz 　　猪　　　亥　　　　gahai 看来，不仅现代汉语的“兔”、“龙”、“马”、“羊”四字与蒙古语同源，雅言中的“申”和“亥”两字也是蒙古语 samz 和 gahai 的缩音。因此“十二兽历”或“十二地支”是前汉语时代说蒙古原语的中原先民，也就是北方民族的中原祖先创造的。 语言信息，弥足珍贵。晋人皇甫谧说“舜母名握登”，“握登”就是蒙古语“夫人/合敦”，她可能是来自一个说蒙古话的家庭。又如，〈吴太伯世家〉说吴王夫差率军北上“败齐师于艾陵”，这个战场可能是在鲁南，其古代居民是东夷，而“艾陵”就是满语的“山/阿林”，汉语的“岭/陵”可能是女真语的遗存。 许多汉语基本词汇与北方民族语言一致。如突厥语的“水/ su”，蒙古语的“天/ tengri”，满语的“木/ mo”；而汉语的“胳膊”又与满、蒙、突厥三语共同的“手/臂/ gala”同源。这些都是北方民族与中原古代居民同源的语言证据。 · “公孙/有熊”即是“乌孙/爱新” 基于北方民族的祖先是从中原出走的认识，就可以尝试用北方民族族名来检识“公孫/有熊”，首先又必须猜测“公/有”二字的读音。 我们不难明确一个已被长期应用，却未被人们言明的语音约定，即以半元音 y 为首的汉字，将 y 音免去，即可约明其古代或若干现代方言读音。譬如： 　　“亚/雅/鸭”读“阿” 　　“于/余/虞”读“乌” 　　“月/越/岳”读“乌/讹” 　　“燕/颜/岩”读“安” 　　“姚/尧/药”读“奥” 不仅族名“月氏/兀者”，“宇文/乌马”，乃至“亚洲/ Asia”都符合这个规律。我们如果将“有”读作“兀/乌/沤”，那末传说时代含“有”字的中原氏族名与北方民族族名几乎都有了准确的对应，如： 　　有熊、有莘、有山　　　　即“乌孙” 　　有巢、有蟜、有穷　　　　即“兀者” 　　有扈、有虞、有黄　　　　即“回纥” 　　有殷、有偃　　　　　　　即“兀颜” 　　有鬲　　　　　　　　　　即“乌古” 　　有缗　　　　　　　　　　即“乌马” 　　有施　　　　　　　　　　即“纥奚” 而古代中原又有大量含“公”字的姓氏，如“公孙”、“公伯”、“公祖”等同样有待确认。有人说“公孙”是“公之孙”，“公伯”是“公之伯”，“公祖”乃是“公之祖”；而“公”者本人却是子虚乌有，因此上述说法必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公”的读音可以从“翁/公/孤/狐”等字的构字和读音得到启发。“翁/ un”是“公”的衍生字；“瓜”又与“公”形似，“孤/狐/ gu/ hu/ u”等字为其衍生。若亦将“公”作 u/ o 试读，含“公”姓氏与北方族名的关联，也一目了然了： 　　公孙、公慎、公胜　　　　即“乌孙” 　　公祖、公仇、公朱　　　　即“兀者” 　　公夏、公何、公华　　　　即“回纥” 　　公羊、公冶、公言　　　　即“兀颜” 　　公良、公刘、公旅　　　　即“乌洛” 　　公孟、公明、公文　　　　即“乌马” 　　公西、公皙、公息　　　　即“纥奚” 既然上古姓氏中的“公/有”须读“乌/兀”，姓氏“公孙/有熊”就音同于〈大宛列传〉记载的西域的族名“乌孙”，于是〈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姓公孙”与“黄帝为有熊”就不相矛盾；但中原民族不认同戎狄，论证其中原人类的祖先是戎狄的同类，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其实，女真姓氏“爱新”在《金史·百官志》作“阿鲜”，在《满州源流考》作“乌新”，因此“乌孙/ Osin”是与“爱新/ Asin”同源的“金姓”部落。而唐代突厥王族为“阿史那/ Asina”，现代哈萨克族有“乌孙部”，内蒙古有“乌审旗”；《逸周书·王会解》还记载殷商初年华东地区就有“讴深”部落。因此，发散于欧亚大陆的“金姓”部落都发源于中原，“五帝”多为金姓人物是不可拒绝的事实。 · “高辛”是“乌孙”，“高阳”是“兀颜” “帝颛顼高阳者”与“帝喾高辛者”的姓氏都含“高”字，它应与“毫/蒿/镐”等字近音。若将“高”试读如 hao/ ho/ hu/ u，“高辛”也是“公孙/有熊”；而“高阳”就是中原姓氏“公羊/有殷”，或是女真姓氏“兀颜”。 “高辛”是“公孙”，“帝喾高辛者”就是“公孙喾”，也就是春秋秦汉人名“公孙敖/公孙贺/公孙尧”或《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女真人名“阿星阿/武星额/艾星阿/鄂星阿/额盛额/胡星阿”。“高辛喾”与后世中原和戎狄之人的真名实姓的一致，为这位远古传说人物增添了真人的色彩，也为戎汉同源提供了证据。 “兀颜”则与女真语“猪/ ulgian”和“红/ fulgian”（《赫哲语简志》，1986，页89、102）非常接近。《金史·国语解 》说“兀颜曰朱”就是“兀颜曰猪”；汉字“朱”音“猪”义“红”，实质源于“兀颜”的双义背景，汉代形成的“朱姓”是有女真血缘和语言背景的。因此“帝颛顼高阳者”不仅是“兀颜颛顼”，还是一位“朱颛顼”。 “帝颛顼高阳”是“兀颜颛顼”，说他是“姓公孙”的黄帝之孙就不实在。因此，〈五帝本纪〉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所谓“同姓”应指在“女真/姬姓”层面上的血缘归属；而“异其国号”则是在“乌孙/公孙”与“兀颜/公羊”层面上的氏族区别；既然来自不同的氏族，追究他们的子裔关联就毫无意义了。 · “陶唐”即是“鞑靼” “尧”的信息比较模糊，〈五帝本纪〉除了说“帝尧者，放勋”外，还说“帝尧为陶唐”，而且他还有“唐尧”之号，而《史记正义》甚至还注说他“姓伊祁氏”。这些说法相当矛盾，一般说来他既为“陶唐氏”，就不可能又为“伊祁氏”。 “陶唐”是《百家姓》之“澹台”或族名“鞑靼”的昂化（-ng）音，女真姓氏“拓特”或匈牙利姓氏 Toth 可能是这个族名的真音。而“伊祁”即是族名“讹斥/兀者”之转韵；欧洲国名“爱沙尼亚/ Estonia”之本字 Eesti 恰是“伊祁/讹斥”，而爱沙尼亚的另一名 Chudj/ Чудь 正是“女直”。因此无论“帝尧为陶唐”或为“伊祁”，这两个姓氏都是女真氏族。 〈五帝本纪〉还说：“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 (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如果他是“帝喾”之子，他就必须姓“高辛/公孙”；其异母兄名“挚”，“公孙挚”也是春秋常见的人名；而“挚”的母姓“娵訾氏”又即“女直氏”。这些人名和族名的真实性，或许能还原“尧”为一个真人。但是他的姓氏就太令人困惑了 · “虞舜”是“乌孙”，但不是“有虞” “舜”是“虞舜”的缩音。“虞/ yu”的实音读“吴/ u”，因此无须证明“虞舜”也是“乌孙/爱新/公孙/高辛”。关于这个虞舜家族，〈五帝本纪〉云：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很难解释的是：为什么“帝颛顼高阳者”的这位七世孙，从“高阳”变成了“虞舜”？ 〈五帝本纪〉又说“帝舜为有虞”，而“有虞”读“回纥/夏后”。因此“舜”究竟姓“虞舜/乌孙”，还是姓“有虞/回纥”？太史公是说不清的，他比舜至少晚生了两三千年，其间中原语言发生了巨变，他因此对上古语言和姓氏已经知之甚少了，他将“公孙”又作“有熊”算是运气没有弄错；但将“虞舜”误解成“姓虞名舜”，又将“姓虞”曲解为“有虞氏”，就大错其特错了。 · “禹”是“夏后氏”，不是“公孙氏” 〈五帝本纪〉说“帝禹为夏后”，〈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中原姓氏“夏后/夏侯”是“回纥”的别写；“文命”也是真实的人名，孔子即有弟子“澹台灭明”者，人名“灭明/文命”出自中原，后来又从漠北走进南疆，维吾尔族男子常见名“买买提”即是“文命/灭明”的承继。而禹就是一位叫“夏后文命/回纥灭明”的人。 “禹”或“夏后文命”是四千年前夏朝的始祖，他治水的游历已被《尚书》名篇〈禹贡〉记载下来，在〈禹贡〉和“夏历”中有许多蒙古语的遗迹，他的全号“大禹”可能是蒙古语的“酋长/ darga”或“单于/ da-u”。〈五帝本纪〉将他与黄帝、颛顼、喾、尧、舜并立为“五帝”，〈夏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而从血缘和时代相隔来看，这些说法都太过牵强了。 。 · 结论 〈五帝本纪〉是上古中原女真系部落强人的传说，之后中原语言发生了根本变化，加上汉字之初通假规范的不明确，同一氏族名往往被不同的人用面目全非的汉字来记载，如“公孙/有熊/高辛/禹舜”即是“乌孙”；虽然司马迁未能辨认它们的异同，却忠实地将它们辑录下来，从而为世界人类的一部祖先留下一部可靠的记载。我们一旦认识炎黄祖先是戎狄的同类，外显杂乱无章的〈五帝本纪〉就归一如真了。 北方诸族的祖先是从中原出走的，北方民族认祖中原，但中原民族不认同他们；太史公之言如鼎，他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却没有人呼应。事实上，北方民族长期恪守着从中原带出去的语言和习俗。最近两千多年中，北方民族的数度回归征服，才使中原人民对他们有了了解，殊不知他们荒蛮生疏的形态，正是上古中原人类的写照。只有从北方民族的这面镜子，炎黄子孙才能知悉祖先“五帝”的面貌。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六年三月号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修改 答从德先生，关于“天干”“地支”的蒙古语源头 发行者声明：本发行者朱学渊是立场独立的学者，所选择的都是发行者认为具实证性，而不事空谈或强加于人的学术观点。本发行人的“学渊评”曾在国内广泛传播达十年之久，近年因故停止。重新开始的邮件以学术为主，并使用付费商用系统，共发一万一千个地址。该商用系统只发不收，且不允许带附件，回函由微软代理，但微软缺乏职业道德，将一切回复打回，仅少数漏网，所以回函请发：jameszhu0513@gmail.com。其次，群发邮件常被送进 SPAM 垃圾邮箱，如你第一次见到此件，必有前函在垃圾箱中。如是，请点击NOT A SPAM予以纠正，以后就不再发生。顺便一句，我们大家都须经常检查垃圾邮件。 封从德先生来函 朱学渊先生： 你认为太岁纪年中的“赤奋若”、“摄提格”之类的词，源于何种语言？我是猜想源于西域，甚至印度（如二十八星宿，中国和印度在先秦可能就要交流），只是没有根据，需要你渊博的语言学知识解惑。多谢朱先生。 从德敬上 封从德，一九六五年生，四川人，于一九八二年入读北京大学，一九八九年五月获美国名校波士顿大学博士生奖学金。八九事件后，感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遂弃理从文，离国后入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九五年获宗教历史硕士学位，九七年去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儒家学说，九九年回法国撰写博士论文，专攻道教和中国医术传统，二〇〇三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移居美国旧金山市，以设计网络数据库为业。 附《尔雅·释天》和《史记·天官书》中的写法： 岁阳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尔雅：阏逢/旃蒙/柔兆/强圉/着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 史记：焉逢/端蒙/游兆/强梧/徒维/祝犁/商横/昭阳/横艾/尚章 岁阴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尔雅：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史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芒落/敦牂/叶洽/涒滩/作鄂/淹茂/大渊献 答从德先生 吾弟从德先生， 来函悉，所提《尔雅》和《史记》的“岁阳/岁阴”，或“天干/地支”，中国文史有记载，而无诠释。拙著《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五帝是女真族，黄帝是爱新氏〉篇中，曾浅涉这些问题，因为当时觉得很艰难，于是只笼统地说了一下，既然你认真地提出这些问题，我就不能不认真研究作答。我在该篇“古中原民族是后世北方民族的同类的语言证据”一段中曾经这样说： 司马迁早已指出上古中原语言不是“雅言”的事实，他在〈五帝本纪〉结尾时说：“大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上古）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历来人们只把“雅言”当作是优雅的语言，因此不理解这段“大史公曰”。其实，雅言或“雅驯”是指后来形成的汉语，而记载黄帝事迹的《百家》不是用雅言写的，司马迁去咨询博学的荐绅先生，可是荐绅先生也不知所云。 《尔雅》是一部古代辞书，其中就有中原原始语言的线索。其〈释天〉一章说：“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其实，蒙古语 ziil就是“唐虞曰载”之“载”；满语anen正是“周曰年”之“年”；满语“岁”字 ser 恰似“商曰祀”之“祀”；而“夏曰岁”之“岁”则是今伏尔加河流域楚瓦什语之 sul，楚瓦什人被认为保加尔（仆骨）人后裔。因此，从这些字来看，夏和唐虞（东胡）似为蒙古语族，而商和周则似通古斯语族。 所谓“夏历”，即十二兽纪年历，北方民族乃至藏族也用它，但它始于何时？却无从计考。清儒赵翼认为夏历得自戎狄，他在《陔余丛考》一书中说：“汉时呼韩邪欵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事实上，金文甲骨里就有与十二兽对应的“十二地支”，拿它们与蒙古语比较，还有许多音缘…… 关于“天干”“地支”的蒙古语源头 上面这篇文章写于十年前，于今看来大致准确。“天干”和“地支”两套序列，以“地支”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它不仅是“十二时辰”也是“十二生肖”，后者也是“夏历”序列，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与蒙古语“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比较，： 地支　　　　蒙古译语　　英蒙辞典（西里尔文/拉丁文） 子（鼠）　　忽儿哈那　　хулгана/ khulgana 丑（牛）　　兀格儿　　　үхэр/ ükher 寅（虎）　　巴儿思　　　бар/ bar 卯（兔）　　讨来　　　　туулай/ tuulai 辰（龙）　　禄　　　　　луу/ luu 巳（蛇）　　抹孩　　　　могой/ mogoi 午（马）　　抹邻　　　　морин/ morin 未（羊）　　亦麻　　　　ямаа/ jamaa 申（猴）　　别嗔　　　　самж/ samz 酉（鸡）　　塔赤牙　　　тахиа/ takhia 戌（狗）　　那孩　　　　нохой/ nokhoi 亥（猪）　　格亥　　　　гахай/ gakhai 结论很显明，汉语动物名“兔龙马羊”和地支“午未申戌亥”九字，有鲜明的蒙古语动物名背景： 兔　　　　　　　　tuulai 龙　　　　　　　　luu 马　　午mu 　　　morin 羊　　未mi 　　 jamaa 猴　　申　　　　　samz 狗　　戌hoi　　　 khoi 猪　　亥hai 　　gakhai 而“鼠牛虎蛇鸡”和“子丑寅巳酉”与藏缅语的关系可能更接近，譬如藏语之“鼠”为“子”（音dji）；而“丑”读niu就与“牛”的读音完全一致了。 《尔雅》和《史记》记载了“地支”的另类多音节表达，《史记》序列显然直接来自《尔雅》的某种版本，因此几乎完全一致。除“子/困敦”和“午/敦牂”以外，这两个序列都是可考的北方民族的族名，或相关的中原姓氏，如： 地支　尔雅　　史记　　族名或姓氏 子　　困敦　　困敦　　—— 丑　　赤奋若　赤奋若　车焜《魏书百官志》， 寅　　摄提格　摄提格　那氏《魏书百官志》、纳吉（匈牙利姓氏）， 卯　　单阏　　单阏　　唐兀、单于《百家姓》， 辰　　执徐　　执徐　　者舌、左丘《百家姓》， 巳　　大荒落　大芒落　吐火罗，托霍罗《锡伯族姓氏考》， 午　　敦牂　　敦牂　　—— 未　　协洽　　叶洽　　异奇斤《魏书高车传》， 申　　涒滩　　涒滩　　契丹、谯笪《百家姓》， 酉　　作噩　　作鄂　　昭武、扎忽歹《至元译语》， 戌　　阉茂　　淹茂　　谙蛮《金史百官志》， 亥　　大渊献　大渊献　达斡-n、大宛《史记大宛列传》。 岁月时辰以人类族名或动物种名为序，是不同选取而已，即如或“一二三四”或“ABCD”；若以“赵钱孙李”或“金木水火”替之，亦无不可。惟“子丑寅卯” 和“甲乙丙丁” 已为后人承传，成为主流。 “困敦”和“敦牂”虽无族名或姓氏对照，但其代表的时辰“子”和“午”分别是昼夜正中时分，因此两者共有之“敦”字应为“正中”之义，查《鞑靼译语》果有“中，敦塔”（第862字）之解，西里尔蒙文作 дунд。 子时“困敦”可能是“中夜”或“中睡”之义，查《鞑靼译语》有“夜，雪你”（第162字）和“睡，稳塔 ”（第587字）之释，西里尔蒙文分别写作 шөнийн和унтах。“困/ хун ”只能是“稳/ ун”的谐音，也可能是汉语“睏”的源头，但这只是一个猜测。至于“牂”的语义，我没有线索。 “天干”较难讨论，首先“甲乙丙丁……”语源不明，就令研究迷失了重要线索；至于《史记》和《尔雅》序列的若干倒错和异同，只是次要的问题。现将其表列如下： 天干　尔雅　　史记 甲　　阏逢　　焉逢 乙　　旃蒙　　端蒙 丙　　柔兆　　游兆 丁　　强圉　　强梧 戊　　着雍　　徒维 己　　屠维　　祝犁 庚　　上章　　商横 辛　　重光　　昭阳 壬　　玄黓　　横艾 癸　　昭阳　　尚章 以我看它们也都是一些族名。譬如，“端蒙”即是汉姓“端木”的-ng化音，可能是蒙古语“骆驼”一字做的族名，该字西里尔蒙文写作 тэмээ，今内蒙古仍有地名“土默特旗”；其次，“游兆”是“月支”，“强梧”是“准葛尔”，“祝犁”是“敕勒” 等等。（关于蒙古、突厥诸语词汇，请查 https://translate.google.com） “干支纪年”始于汉代，它是将天干、地支，或甲、子两系，分别分成奇偶两组，奇奇、偶偶相配成六十甲子循环，其顺序为：甲子、乙丑，丙寅……，以此类推。近世大事“甲午战争”（1894），“戊戌变法”（1898），“庚子赔款”（1900），“辛亥革命” （1911），均以干支纪年取名。 《蒙古秘史》则以“猪儿年”、“猴儿年”记事，即“十二生肖历”；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别出心裁，采用《尔雅》天干地支纪年，如该鉴〈晋纪二十九〉题“起强圉大渊献，尽重光单阏，凡五年”，实际就是始于丁亥（387）至辛卯（391）之间的五年。 我还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我将“阏/於/于”读作“兀”，“阉/淹”读作“谙”，“渊”读作“宛”？这些字的现代汉语拼音是：yu、yan、yuan，除去半元音 y，大致为其古代音：u、an、uan。这种规律亦可以王昭君“号宁胡阏氏”证之，“阏氏”是匈奴语的“夫人”一字，如果将“阏氏”直读为 u-ji，其与女真语“福晋/ u-jin”就相通了；同样将“月氏”之“月”读作“兀/乌/ u”，它与“乌兹别克/ Uzbek”之名也一致了。 你的其他问题，我另外作答。 愚学渊上 ▪ 答闵家胤先生，看错误时代的“政治辅导员胡锦涛” 答闵家胤先生，看错误时代的“政治辅导员胡锦涛” 闵家胤先生 闵家胤先生来信 朱先生：感谢您给我发来的文章，特别是这一篇“中国古代人名的夷狄特征”。我与学泰是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也是整“反动学生”是的难友，这几十年在社科院又是同事，所以读起来特别有兴趣。大作《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我一定要买来拜读，而《中国古代人名的夷狄特征》不知是书还是文，倘蒙示教，不胜感激。前天曾用您原来邮址回复，结果“系统退信”，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刚刚学泰给了我您的新邮址，但愿能发送成功。给您拜个晚年。闵家胤 闵家胤先生简介，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出生于四川重庆。一九五三年迁居北京。一九五七年初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二十六中），一九六〇年高中毕业于育英中学高中部（六十五中） 。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首师大前身）中文系。后任朝阳区楼梓庄中学语文教师、语文教研组长、区教育局语文教研员。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入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学习，研究方向是系统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一九八一至二〇〇三年在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原理室做研究工作，曾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和研究室副主任，二〇〇三年退休。研究方向是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以及文化哲学。他曾在荷兰自由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长期担任国际广义进化研究小组成员，其学术期刊《世界未来》 World Futures编委，以及中国《系统科学学报》编委。他还是研究全球问题的国际布达佩斯俱乐部中国分部主席。目前他仍在从事国家和院重点研究项目的研究和撰写的工作。 朱学渊答闵家胤先生 隐去了刘少奇的王光美 家胤先生， 收到您短短的来信，却引起我亦“同倖”的 “反动学生” 漫漫回忆。历史已经翻过五十多本皇历，那是一个错误的时代已是定论。我们或因奈的“成分”，或因不合“时宜”的思想行为，受到了恐怖的待遇。但这是世界历史上空前荒诞的政府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曲中的几个音符而已。这个时代不仅使我们，或许也使受父遇影响的稚年习近平处于惶恐之中；但是最大的恐怖却是在刘少奇的心中，他预感在前几年得罪了毛泽东，因此他的夫人在“四清运动” 中创造了 “桃园经验”来迎合毛泽东的斗争热情；然而，毛泽东在六五年初的《二十三条》中给了刘王夫妇“形左实右”的当头棒，于是“四清运动”无疾而终。所谓“反动学生”，或曰“四不清学生”，或曰“钻进高等院校”的“阶级异己份子”，后来自然就烟消云散了……但是更伟大的乐章又即将开始了。 相反，也有同时代人有时运之感，其人未必出身工农，也不必是革命之鸿鹄，更没有红色的家庭背景；有的却是燕雀之机巧。最典型者就是那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兼政治辅导员”胡锦涛同志，据说他在文革中旅游锦绣河山，文革后我们准备投考研究生之时，他从刘家峡到北京来谋调工作，结果被留在团中央工作……云云，最后被小平同志钦点荣任“第四代领袖”。但是这位在错误时代的“正动学生”，既无谈笑风生的性情，更无处人任事之能力；他十年留下的名言是“学习朝鲜”，遗下的伟绩是“全面腐败”，事实证明：他是有机会而无才具的阿斗。就在他即将上任前夕访问美国之后，我写下了附文《看政治辅导员胡锦涛》。十四年前，有朋友读了此文后对我说：“你应该给他几年机会。”十四年后的今天，敬请赐读旧日鄙文，看看我当初那一句失料了。 朱学渊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十四年旧文】朱学渊：从“政治辅导员”看胡锦涛 胡锦涛与奥巴马 胡锦涛先生总算亮过相了，他先去新、马两个友好小国“热身”，然后再到美国“试脚”。美国政府与中国的老百姓一样，对这位六十岁的“接班人”知道得也太少了，因此各级僚属都出面招待。几年前朱鎔基的访问，敏捷的应对叫美国民众大开了眼界，只是“消气之旅”的叫法有点令人不舒服；还记得江泽民在哈佛大学的演说时，破约回答问题，有人问他对门外藏独人士的喧嚣有何感想，他说一则见识了美国的民主，二则必须把自己的声音提得更高一些，结果竟博得了满堂彩。胡先生既无锋芒，又无急智，他的那种略带“女性化”色彩的作风，与江、朱二位的强烈的表现欲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了。 胡锦涛先生自准备接班以来就谨言慎行，因此人们很难了解他的政见和方略，只有那张不见老的脸和式样很好的一头乌发，经常露面；以至于有人一触及到他这多年的“隐忍”，他立即很抱屈地回答“这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他显然意识到这不是一种“体面”或“荣誉”。言外之意，他工作很努力，只是不透明的政治将明星的灿烂遮蔽了；然而，最委屈的还应该是中国人民，他们对即将“君临天下”的胡锦涛先生居然一无所知。因此也就难怪《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显示中国还要走多么漫长的路，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或民主国家。 美国外交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艾科米说，华府对胡锦涛的了解程度和其未到访前差不多。他感到失望的是，胡的演讲不够幽默，不了解如何吸引美国听众。“胡锦涛对听众的回应最好快些、简短些，而且要能说到重点”。有分析人士认为，胡锦涛温和的措词将促使华府强硬派更大胆；而对主张加强与中国交往的一派，也有推动美中关系的作用。总之，他的“弱势”形象，使人既可交友，也可欺负。而他那没有弹性的步伐，毛式的挥手，四平八稳的照本宣科，来了也等于没有来，早知如此了了，还不如让FedEx送一套预制录象，在PBS上放放就够了。 其实，胡先生本来就没有图什么“成果”，只求不犯什么“错误”。对于憋了这多年的他，天快亮了再尿炕，实在是太划不来了。然而，一个大国接班领袖的如此缺乏安全感的谨慎表演，一定让期待他有所作为的人们，早泄了阳刚之气；但对京城里的公婆来说，胡先生则缴了一分“乖宝宝”的卷。从历练和气度来看，“痴长”了二十年的他，简直比俄国普京落差了一辈。平庸的成功，固然有运气的成分；然而，也是有中国特色的“逆向选择”中的“适者生存”。 算起来，胡锦涛先生还小我五个月，都该是一九四二年生的“千里马”。据说在清华大学学水利的他，并不很出色，一定是因为循规蹈矩，早早就入了党，还做上了“政治辅导员”；他至今舞步轻盈，当年还是舞蹈队长。我想蒋部长南翔先生也未必知道他，否则也就不会被分配到偏远的刘家峡；但在那里他又偏偏遇到了“伯乐”宋平先生，从此平步青云，先后在甘肃和西藏当地方官；最后又碰上了学生闹事，小平同志启用新人，小胡同志就在北京城里耐心候补了。 祖籍皖南绩溪的胡锦涛，生在上海，长在泰州，出于一个平常商家。如今他即将出头，因此有人就在他和“亲美名人”胡适之间，攀出了点“风马牛”的宗族关系；其实，绩溪还出过一个“红顶商人”胡雪巖。要是严谨的宋平先生早知道徽州（治绩溪）胡姓如此“复杂”，少不了会怀疑胡锦涛有“卖国”和“贪腐”的“阶级根源”。说来共产党的“组织工作”都是些“黑箱作业”；既然事事机密，别人也就只能瞎朦乱撰了。 在胡锦涛大学时代的履历里，只留下一条他做过“政治辅导员”蛛丝马迹。“政治辅导员”，是六十年代初为“阶级斗争要年年抓，月月抓”的恐怖路线，而设立的一种监视学生思想行为的卑微工作，它是那些巴结的“积极分子”毕业留校的专差；而对那些“自来红”的干部子弟来说，又是不屑去一做的。那时，全国每所大专院校里都豢养了一大批这种人，向青年学生操刀的，就是这帮“学而不专”且“心术不正”的小人。今天，他们都是些年纪过了六十，毕生为牟私利而不学无术，却该扪心自愧的校园废人。 一九六五年，我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前，因诸多“反动言论”，而被批判斗争了一通，最后在一位杜姓“政治辅导员”督导下写“检查”，足足费了我半年的青春时光；只是毕业的大限到了，才将我发落到四川的一个县城去教书。临走前，一位罗姓的“政治辅导员”明知我“落水”，可是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奚落我：“朱学渊，你可以去考考研究生嘛”。这些无时不刻的侮慢和训斥，使得我对“政治辅导员”耿耿于心。我幸得早一年出门，在“文化大革命”中，同级留校的“政治辅导员”，不少是血债累累的“打手”，几乎与“辽宁张志新案”齐名的“上海王申酉案”，就是他们一手制造的。 据说，普天之下惟清华大学与众不同，蒋南翔先生提拔了许多“双肩挑”的学生，读书之余兼任“政治辅导员”，每月还发可观的“津贴”，其中有人还能省出钱来买辆奢侈的自行车。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核心中会形成一个势力庞大的“清华帮”，或许就是源自於这种令人趋骛的“物质利诱”。蒋南翔先生在五十年代打得了一批学有专精的“右派分子”；六十年代却造就了一批青年机会主义者，他的这笔“政治津贴”，竟功不可没地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埋伏了一代领袖。 关于权力的继承，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远的不说，自从西太后垂帘，满清皇朝就出了问题，亲生的“同治”皇帝一死，她就定了妹生的“光绪”继任，而这个外甥又想做点事情，于是就被禁闭到死。共产党的笑话就更多，共产主义本来是一种西方革命思维，可是它的领袖天天也操烦着帝王的身后事，他们无非是要“选拔”一个听话的，而天下又听他的“接班人”。 “选拔接班人”，实在是一桩很钻牛角尖的事情，自从毛泽东栽在林彪的手里，又立了一个“不蠢”的华国锋；等到他自己“百年”结束，元老叶剑英就指点华国锋和汪东兴收拾了“四人帮”，而邓小平也就从阴沟里爬出来了，“彼可取而代之”，只年把功夫，就叫“英明领袖”卷铺盖走路。毛泽东的“永不变色”的苦心，则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邓小平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也没少受罪。只怪他一时气量小，又听了小人的谗言，处置胡耀邦惹出了大祸，后来罢免赵紫阳又丢尽了颜面；他本来属意李瑞环做替补，但有其他老人喜欢江泽民，他也就心灰意懒，好坏由他了。后来他对江泽民也不甚满意，只是“胡赵之鉴”不远，才由小女扶着去“九二南巡” ，这吓着了聪明的江泽民，从此跟紧了。 共产党选“接班人”难，做“接班人”就更难，搞不好还有“杀身之祸”，少则“牢狱之灾”。 因此，江泽民早早地就采取了措施，他趁小平同志在世，就将出言不逊的陈希同关进了大狱，还将自恃与邓小平有“通家之好”的“军委秘书长”杨白冰赶出了“核心”，就此邓、杨两家翻脸绝交。然而，这种“山有虎”的事情诱惑实在太大，莫说本无锋芒的林彪要“折戟沉沙”；一个区区政治辅导员熬上十年，一趟“虎山行”，当然是在所不惜的。 胡锦涛能成为未来领袖，可能与邓小平没有多大的关系；大概是“谨小”的宋平先生，推荐了一个“慎微”的锦涛同志，“老同志们”看着不错，就“为民作主”了。说来毛泽东、邓小平“看人”，都是看一个错一个，谁又能把人一下看对了？再说宋先生长期主持“组织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却出了那多的“贪官腐吏”，他是否真识“千里马”，也令人质疑。 去年，胡锦涛在巴黎遇见林希翎女士，她说“我还活着哩”，胡锦涛说“为什么要这样说，你应该活得更好”。这几句慰籍的话竟使我觉得，要让一个“政治辅导员”去背毛泽东的“十字架”，或许是“不公正”的；但是，作为“接班人”的胡锦涛先生，只向“作恶”的历史说些事过境迁的客气话，是很不够的，他至少应该向饱经灾难的人民宣导“从善”的方略。中国人民期待的已经不是一位生死由天的善人，而是一种长治久安的制度；当年胡耀邦热情奔放是为共产党“取信于民”，今天胡锦涛的谨言慎行只为自己“获得权力”，他确实还是个机会主义者。 问题是，胡锦涛又能有多大的“权力”？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人比较，他们的“权威”约呈几何级数递减；强势的邓小平或许还有毛泽东的十分之一的威风；而拘谨的胡锦涛的魅力，可能连外向的江泽民、朱鎔基、李瑞环的十分之一都不及了。另一个问题是，胡锦涛有没有能力运用这点“权力”？在这个多事的强权主导的世界里，“韬光养晦”和“丧权辱国”仅一步之遥；机会主义者的“谨慎”，很可能被强人指为“怯懦”，并迅速导致政治核心中的“强替弱汰”。 与“威权递减”的现象相反，“民主制度”国家的代代领袖都是民选的强势人物，这就是它们国力历久不衰的根本；英美诸国即是例证。今天人们都在嘲弄俄国的苦难现状，而貌似强大的前苏联恰恰崩溃在“威权递减”之中；而今天实行了民主制度的俄国，经几代精明人物的有效操作，必将重登强国之坛，而叫那些短见的人们刮目相看。中国的政治领袖莫为一时“国力提升”有傲意；一个不要民主的民族，永远是无人尊重的愚种，任凭它是个“常任理事国”。 即将传到锦涛同志手里的，既是一把“权力”，又是一泡“烂污”，贪腐、失业、人口、台湾都是问题中的问题。“人口”和“失业”只能让时间去消磨；“台湾”却牵动民心，失手就要覆舟；惟“贪腐”之事，日日糟蹋着共产党本已不良的名誉，实在再紧迫不过了。去年政府派人去加拿大引渡要犯赖昌星，结果他在外国法庭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入了律师的陷阱，犯人没有抓回来，还调侃自己“学到了许多的东西”。说来，中国要杀尽贪官，与美国要消灭光恐怖分子一样的不智。这些问题的解决，还要靠除根的大略。 “专制”是“贪腐”的症结，药方自然是共产党最忌讳的“多党民主”；最近江泽民先生提出“三个代表”和“资本家入党”的主张，虽不离“一党”之原宗，但不能说没有“多容”的新意。人曰“党同伐异”，政党本是“同志”的团体，有“异志”才会分党派；代表“全民利益”的党，必是“天下同志”的空想，弄不好就是“本党的分裂”和“多党的开始”。等“大权”传到“小胡”手里，这些统统都是“大难题”；怯懦的他，如何办得这般大事体？ 中国的领袖在一班一班地换，改革好似在一步一步地走，但“实行民主”根本大计，却象一只球在场子里传来传去，终不见有好手投篮得分。打球还有三十秒不出手，就得让球的规矩；中国的政治却没有比赛的对手，所以只管一代一代地把问题“倒”下去，磨尽了苦难的五十年，还有一个新世纪。据说胡锦涛在美国私下表示，他也知道须行民主制度，但目前还不是时候。这无非表明在他未来主政的时代，民主不会到来，而腐败仍将继续下去。 胡锦涛先生的这番预演，实在太令爱国的人们失望。他那“太平绅士”的落伍形象，真叫人怀疑“伯乐”的眼光，和“中南海托儿所”的教育质量。这是没有激情的十年“表演”的最后一幕，而他又演得太隐忍、太伪装。他肯定不是那个有真性情的胡耀邦；莫非他是又一个假谦恭的活王莽？如果他什么都不是的话，谨防“清道夫”将他扫出“党中央”。 或许，胡锦涛的局面要比这好一些，江泽民、朱鎔基、李瑞环们未必欣赏他那无喜无怒的性格；可是再把一个“接班人”赶下台，岂不又制造了一场笑话。可以设想，胡锦涛将在“老同志”的“指导下”，继续他“识相”的政治生涯；今年已经六十岁的他，将在高位上很快地衰老。作为当年的一个青年机会主义者，今天他一定在祈祷：中国再有十年的稳定，好让他安稳地把球再传给下面的一代。 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 海外和美国专家说：胡锦涛谨慎得当 不够幽默 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即将结束美国访问。美方专家认为，虽然华府对胡锦涛访问抱持甚大期望，但胡锦涛低调作风仅掀起一阵涟漪。总的来说，此次访问是成功的，有助於美中的交往。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香港「文汇报」昨天也发表社评说，「胡锦涛访美取得成功」。美国各界基本上也是持这一观点。 美国外交协会中国专家艾科米说，华府对胡锦涛的了解程度和其未到访前差不多。他未掀起大涟漪，只像是雷达萤幕上的一个小光点，但这光点恰如其份。 就美国观点而言，胡锦涛此行未说出激烈言词，代表美中关系未出现大裂缝。对胡锦涛而言，谨言慎行意味这位第四代接班人不想在外交场合失态。白宫就表示，胡锦涛与布希总统及钱尼副总统的会晤令人满意。 艾科米表示，他对胡锦涛感到失望的只有一点，就是胡在美国演讲时不够幽默，似乎不了解如何吸引美国听众。「胡锦涛对听众的回应最好快些、简短些，而且要能说到重点」。 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坎贝尔说，自从冷战结束後，未见如此大场面及精心安排等待胡锦涛到访。 美方分析人士认为，胡锦涛温和的措词将促使华府强硬派更大胆，他们认为中国是潜在敌人，主张和加强与台湾关系。然而，对主张和中国交往的美国这一派，则有增加美中关系作用。 华盛顿尼克森研究中心中国事务专家兰普顿认为，胡锦涛像墨水试纸，每个人从不同角度观察这次访问，然後各取所需。 柯林顿政府的中国顾问李侃如认为，藉著这次访问，胡锦涛已置身於美中关系，胡锦涛没有失态举动，他表现的似乎和美国领导人很熟稔。 前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索乐门表示，胡锦涛顺利成行，以及其在演讲时强调经济发展、及贸易，显示中国新一代领导对「台湾问题」看法不同。索乐门指出，美国该做的是，让两岸继续发展这种互动模式，好让两岸找到可以接受的相处之道。 朱学渊答王学泰教授，再说《中原古代人名的戎狄特征》 学渊先生， 从谷歌上了解您的经历，得知我们是我们是同龄人。读过您在中华出版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收获良多。我不懂外语，有些问题向您请教。例如，战国之前，许多人名特别古怪，特别是《左传》《论语》中出现的名字，其姓氏、结构都与汉代和汉代以后不同，如州吁、颍考叔、共叔段……，到了战国时期，就与汉代差不多了，其命名方法必有很大改变。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通古文字学的李零先生，他似乎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另外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名为《说大哥》，言哥哥之称呼必来自鲜卑语，苦无证据，不知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拙文随函奉寄。专此 王学泰 王学泰先生 王学泰先生简介：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生于北京，汉族。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著名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清词丽句细评量》《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流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饮食文化史》等。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目前关注通俗小说及通俗戏曲在民间的影响。 朱学渊答王学泰先生 学泰先生， 收到来信已有多日，迟复为歉。 上古中原人名的确与汉代以后的中原姓氏人名有巨大差别，先秦时代连“张王李赵”都没有。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是：黄河流域先民是北方民族祖先的同类。以现代人类学分类来看，北方民族主要是女真、蒙古、突厥三大语族，其祖先是从中原出走的，但是他们不仅保留了中原祖先的语言，而且保留使用中原古人的人名。今世北方民族语言的多元性，也可以想及上古中原曾经是一个多语的社会。 反之，留在中原的人类改用了新兴而统一的语言“雅言”或“汉语” ，这是“汉民族”的成因，而这种改变可能延续了几千年才完成。汉语成功的原因是：单音节的汉语词汇及其简易的语法，使之易于传播；但其优越也带来弊端，即一音多义的词汇必须用图形符号来表意，又造成了其文字的复杂性。商代成型的甲骨文是为汉语设计的文字系统。因此我们至少可以断言：商代中原汉语（官话）已经占了优势，或者已经成为多语的中原社会的沟通性语言。 但是姓氏是人类血缘的语音标识，人名又是一种习惯传承，人们不愿意随意改变，这就是中原姓名比语言的汉化滞后了几千年的原因。您指出了《左传》人名是掉进书袋的三个人名而已，这样的人名在《史记》里也比比皆是；再加上汉字之初同音别字的随意通假，先秦人名几乎成了万花筒。因此，要认识上古中原人名，首先要把立场上从“字本位”转到“音本位”上来，其次要拿北方民族的人名来比较认识，他们的人名几乎就是上古中原人名的“冷藏库”。 您提到“哥哥”是来自于鲜卑语，完全可能；但是更可能是鲜卑民族的祖先带到北方去的。事实上，鲜卑（即“室韦”）是蒙古语民族，它的祖先出自中原，而且已经遍布欧亚大陆，不仅“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原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塞尔比亚”也就是“鲜尔卑亚／室尔韦亚”，那里有一个不小的现代城市 Čačag ，其名就是蒙古语的“花”字“其其格”，南斯拉夫姓氏中的北方民族族名更是不计其数。 您提到的那三个人名都比较难断，待我想成熟了再与您讨论。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以其智慧一定能理解我的观点，但是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随附拙著《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之第五篇“中原古代人名的戎狄特征”，敬请赐教。 朱学渊敬上 朱学渊：中原古代人名的戎狄特征 汉语与北方民族（女真、蒙古、突厥）的语言表面上没有共性，但上古中原却有过一个“前汉语”或“非汉语”的时代，那时中原人名不同于后世“张三李四”式的汉族人名，本文要证明它们是北方民族的人名，并由此证明黄河流域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戎狄时期，其语言是戎狄的语言，其社会是戎狄形态的社会。 《史记·匈奴列传》说北方民族“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好似其特征；但是该传又说“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如果匈奴没有姓氏，又何来这些“贵种”之姓呢？因此，北方民族不是没有姓氏，只是不挂在嘴上而已，而“以族名为人名”又是北方民族人名的一个显著特征。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的十七世纪女真姓氏和人名都是例证，我们可以随意举出〈卷三十六·訥殷地方富察氏〉记载的： 孟古慎郭和，镶白旗人，世居讷殷地方，孔锡库之孙，伊星阿之长子，孟古慎郭和同弟罗团莽吉图将讷秦倭济地方始开为路…… 这祖孙四人“孔锡库”、“伊星阿”、“孟古慎郭和”、“罗团莽吉图”的名字前面都没有姓氏，但他们是姓“富察氏”的，姓氏“富察”就是族名“呼揭/赫哲”，实质是“兀者/月氏/乌兹”的变音。人名“伊星”就是族名“爱新/乌孙”，人名“孟古”则是族名“蒙古”。从匈奴到女真，上下几千年，北方民族人名的语音很简单，只是“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的汉字把它们搅得貌似复杂了。 ·秦始皇“姓金名金” 秦是“赢姓”部落，秦始皇则名“嬴政”，有人以为他“姓嬴名政”。其实雍正皇帝之名“胤禛”也是“嬴政”，但没有人说他“姓胤名禛”。说来“赢/胤”与“燕/颜”等字都是可以读“英/安”的，“嬴政/胤禛”既可以读“英政/英禛”，也可读“安政/安禛”，实际就是蒙古和女真人名“按陈/按春”，也是金朝始祖部落名“按出虎/安车骨”的安化（-n）音。《金史·国语解 》说“金曰桉春”，因此“赢姓”即是“英姓/安姓”，实质是“金/桉春”的缩音，所以秦始皇是一个“姓金名金”的女真人。 ·孔子上辈人名的戎狄形态 孔子是最受尊敬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代表人物，研究他的家族就特别有意义。《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的祖先是“宋人”，而“宋/ Song”是“商/ Sang”的遗族，说孔子姓“商”或姓“宋”都可以，但他绝不姓“孔”，姓氏“孔”可能是人名“孔丘”中的一个音，他的后人就姓了这个字，但这只能是没有结论的猜测。研究孔子父祖两辈之名“伯夏”和“叔梁纥”或许才有真正的意义，“伯夏”是北方民族族名“仆骨/仆和”的谐音，而“叔梁纥”又是蒙古语里朝鲜的国名“肃良合”。由此看来，孔子父祖还滞留在“以族名为人名”的戎狄形态。 ·“河亶甲”和“微子啟” 商朝是发明文字的朝代，它的历史就很可靠，研究商族的人名就有特别的意义。〈殷本纪〉记载了先商酋长和商朝帝王四十四人，其中“河亶甲”最醒人眼目，它与汉族人名毫无共通之处，却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人名“瑚腾额/赫东额/鄂通果/艾通阿/傅当阿”音脉谐通。而“河亶”还是戎狄族名“乌潭/乌丹/兀丹”或西域地名“于阗/和田”的转音，它的语义应是《金史·国语解》解释的“兀典，明星”，或是蒙古语的“星/ odan”。 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啟”是著名的贤人，〈周本纪〉说周公平定叛乱后，“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而“启”就是“开”（广东人最明白“启”读“开”了），孔子可能就是他的后代。因为“微/未”等字亦读“末/墨/万/ mo/ mi”等音，春秋名人“墨翟”即是“微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人名“万济喀/玛济根/玛尔积哈”等即是“微子啟”，这些人名都是从族名“勿吉/篾里乞”演化来的。 ·“芮良夫”和“伯阳甫” 中原古人的名号常含有“夫”字，如“孔夫子/孟夫子”或“大丈夫”，人们将它理解为“男子”的意思。而“夫”实为蒙古语的“儿子/ huu”，匈牙利语的“儿子/ fiú”也是它的变音。现代蒙古名人“乌兰夫/ Ulan-huu”是“红色之子”的意思。 周朝人名“芮良夫”实则是蒙古民族常见的人名“纳兰胡”，蒙古语“太阳”是“纳兰”，“纳兰胡”是“太阳之子”的意思。女真民族也有这个蒙古人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的是“纳良阿/纳郎阿”。 先秦人名中的“父/甫”也是“夫”的异字，“父”非但不是“父亲”反是“儿子”。内蒙古大学全福教授告诉我，他的名字 Chin-huu 中的 chin 是蒙古语“忠诚”，Chin-huu是“忠诚之子”的意思。我想，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恶名的“庆父”，实际是比“全福”音准更高的“忠诚之子”。 “富有/富人”，满蒙两语是“伯颜/伯阳”，突厥语是“巴依”。上古中原名人“伯颜/伯阳/伯夷”者，实名为“富有的男人”。韩儒林先生说蒙古族名“伯岳吾”源自“伯颜”，而〈周本纪〉人名“伯阳甫”显然是“伯岳吾”的转音。 ·“百里傒”即是“篾里乞” “百里傒”是秦国的外来贤臣，他又推荐宋人“蹇叔”事秦，两人对缪公的事业有很大贡献。〈秦本纪〉有载，百里傒的儿子叫“孟明视”，蹇叔的儿子叫“西乞术”和“白乙丙”，父子之间都没有姓氏的贯联，与北方民族人名也非常相似。 人名“百里傒”实际是族名“蔑里乞”，法国学者伯希和指出“篾里乞”是“靺鞨”之别音。事实上，《辽史》部名“梅里急”，《南村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部名“灭里吉/木里乞”等，统统都是“蔑里乞/百里傒”。 ·“樗里疾”是“主儿扯” “樗里疾”是秦惠文君的庶母兄，战国后期政治家，《战国策·西周》有〈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的故事，而〈秦本纪〉是将“樗里疾”记作“[木虖]里疾”的，许慎《说文》训“[木虖]，丑居切”，现代辞书《辞海》说“樗”读“初”，因此“樗里疾”当读“初里疾”，亦即是“女直”之真音“主儿扯”。这个叫“女直”的人名在中原早就消失，但元蒙时代还有叫“纽儿杰/鬼力赤”的蒙古人，今天欧洲还有姓 Gyuricza 的匈牙利人。 ·“吕不韦”和“吕布” 秦始皇的父亲是庶出，幼时不受宠爱，在赵国当人质期间与商人吕不韦相识，吕不韦将已有身孕的爱妾赠给这位潦倒秦国王子，又玩弄手腕把他推上秦国王位，最终造就了秦始皇。因此吕不韦虽非赵国贵族，身后之名却甚于一切赵人。一般认为他“姓吕名不韦”，而且是秦始皇生父，有俗书还说他是“吕氏”的始祖。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赵世家〉说“赵氏之家，与秦共祖”，赵人之名“黑臀”、“吴娃”、“邯郸午”、“范吉射”根本无法用汉语理喻，惟赵始于戎狄才能诠释这些现象。我们还可以从人名“吕布”来洞察“吕不韦”不仅是戎狄人名，而且还是北方民族的族名。 《三国志·魏书》说吕布是“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五原所在的河套阴山一带，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心，汉代是匈奴的地方；而“并州”即“太原府”。因此可以泛说吕布是胡人，准确一点是匈奴人，现代说法则是在山西省服役的蒙古族军人。叫“吕不韦”的还不止一人，努尔哈赤有个孙子叫“洛博会”。而《辽史·百官志》有部名“卢不姑”，将“姑”改读“纥”，族名“卢不纥”就与人名“吕不韦/洛博会”一致了，而“呂布”就是“吕不/洛博/卢不”。 ·“公孙贺”和“乌孙贺” 古代姓氏中的“公”字读“乌”，因此“公孙”就是“乌孙/爱新”。公孙氏的名人很多，除黄帝是“公孙轩辕”外，春秋秦汉还有：公孙丑、公孙强、公孙度、公孙固、公孙贺、公孙敖、公孙鞅、公孙支、公孙昆邪、公孙无知、公孙有山……等数十人。 其中“公孙敖”是鲁国的外交家，“公孙贺”和另一个“公孙敖”又是汉代名将。“敖/贺”同音 ghu，“一音多字”的汉字把他们区别开来。《汉书·公孙贺传》说“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义渠人也。贺祖父昆邪，景帝时为陇西守”。所谓“义渠”即是“月氏”，公孙贺是来自西北戎狄的将领。因此“公孙贺/公孙敖”就是简单的戎狄人名，而不是姓“公孙”名“贺/敖”的。 与“公孙贺/公孙敖”可比的人名，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有几百个，如：“阿星阿/伊星阿/武星额/艾星阿/鄂星阿/额盛额/卫生额/胡星阿/瓦星阿”等。《魏书·蠕蠕传》说“大檀者，……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铁弗刘虎传〉说“铁弗刘虎……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此中“纥升盖/诰升爰”也都是“公孙贺/公孙敖”的别写。 ·结束语 中国文字“一音多字”足以把中国历史变成“万花筒”；再加上语音的变化，如元音游移引起的人名“阿星/伊星/武星/艾星/鄂星”的多样化，更叫人眼花缭乱。而传统学术重字不重音，大凡认为异字同音，没有很多相关意义，没有人会去归纳“吕布/吕不”之间的关系。而中国文字还是图形文字，字字都是“花”，中国学术更是“雾里看花”，搞了几千年连中华民族的血缘线索也看不明白。本书是将中国历史语言研究实证化的一个努力，本文是将一些上古中原人名与北方民族人名进行比较，谈不上是完备的语言理论，只是一些对比的数据而已。 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修改 二○一四年三月二日再修 朱学渊：中原古代人名的戎狄特征 汉语与北方民族（女真、蒙古、突厥）的语言表面上没有共性，但上古中原却有过一个“前汉语”或“非汉语”的时代，那时中原人名不同于后世“张三李四”式的汉族人名，本文要证明它们是北方民族的人名，并由此证明黄河流域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戎狄时期，其语言是戎狄的语言，其社会是戎狄形态的社会。 《史记·匈奴列传》说北方民族“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好似其特征；但是该传又说“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如果匈奴没有姓氏，又何来这些“贵种”之姓呢？因此，北方民族不是没有姓氏，只是不挂在嘴上而已，而“以族名为人名”又是北方民族人名的一个显著特征。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的十七世纪女真姓氏和人名都是例证，我们可以随意举出〈卷三十六·訥殷地方富察氏〉记载的： 孟古慎郭和，镶白旗人，世居讷殷地方，孔锡库之孙，伊星阿之长子，孟古慎郭和同弟罗团莽吉图将讷秦倭济地方始开为路…… 这祖孙四人“孔锡库”、“伊星阿”、“孟古慎郭和”、“罗团莽吉图”的名字前面都没有姓氏，但他们是姓“富察氏”的，姓氏“富察”就是族名“呼揭/赫哲”，实质是“兀者/月氏/乌兹”的变音。人名“伊星”就是族名“爱新/乌孙”，人名“孟古”则是族名“蒙古”。从匈奴到女真，上下几千年，北方民族人名的语音很简单，只是“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的汉字把它们搅得貌似复杂了。 ·秦始皇“姓金名金” 秦是“赢姓”部落，秦始皇则名“嬴政”，有人以为他“姓嬴名政”。其实雍正皇帝之名“胤禛”也是“嬴政”，但没有人说他“姓胤名禛”。说来“赢/胤”与“燕/颜”等字都是可以读“英/安”的，“嬴政/胤禛”既可以读“英政/英禛”，也可读“安政/安禛”，实际就是蒙古和女真人名“按陈/按春”，也是金朝始祖部落名“按出虎/安车骨”的安化（-n）音。《金史·国语解 》说“金曰桉春”，因此“赢姓”即是“英姓/安姓”，实质是“金/桉春”的缩音，所以秦始皇是一个“姓金名金”的女真人。 ·孔子上辈人名的戎狄形态 孔子是最受尊敬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代表人物，研究他的家族就特别有意义。《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的祖先是“宋人”，而“宋/ Song”是“商/ Sang”的遗族，说孔子姓“商”或姓“宋”都可以，但他绝不姓“孔”，姓氏“孔”可能是人名“孔丘”中的一个音，他的后人就姓了这个字，但这只能是没有结论的猜测。研究孔子父祖两辈之名“伯夏”和“叔梁纥”或许才有真正的意义，“伯夏”是北方民族族名“仆骨/仆和”的谐音，而“叔梁纥”又是蒙古语里朝鲜的国名“肃良合”。由此看来，孔子父祖还滞留在“以族名为人名”的戎狄形态。 ·“河亶甲”和“微子啟” 商朝是发明文字的朝代，它的历史就很可靠，研究商族的人名就有特别的意义。〈殷本纪〉记载了先商酋长和商朝帝王四十四人，其中“河亶甲”最醒人眼目，它与汉族人名毫无共通之处，却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人名“瑚腾额/赫东额/鄂通果/艾通阿/傅当阿”音脉谐通。而“河亶”还是戎狄族名“乌潭/乌丹/兀丹”或西域地名“于阗/和田”的转音，它的语义应是《金史·国语解》解释的“兀典，明星”，或是蒙古语的“星/ odan”。 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啟”是著名的贤人，〈周本纪〉说周公平定叛乱后，“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而“启”就是“开”（广东人最明白“启”读“开”了），孔子可能就是他的后代。因为“微/未”等字亦读“末/墨/万/ mo/ mi”等音，春秋名人“墨翟”即是“微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人名“万济喀/玛济根/玛尔积哈”等即是“微子啟”，这些人名都是从族名“勿吉/篾里乞”演化来的。 ·“芮良夫”和“伯阳甫” 中原古人的名号常含有“夫”字，如“孔夫子/孟夫子”或“大丈夫”，人们将它理解为“男子”的意思。而“夫”实为蒙古语的“儿子/ huu”，匈牙利语的“儿子/ fiú”也是它的变音。现代蒙古名人“乌兰夫/ Ulan-huu”是“红色之子”的意思。 周朝人名“芮良夫”实则是蒙古民族常见的人名“纳兰胡”，蒙古语“太阳”是“纳兰”，“纳兰胡”是“太阳之子”的意思。女真民族也有这个蒙古人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的是“纳良阿/纳郎阿”。 先秦人名中的“父/甫”也是“夫”的异字，“父”非但不是“父亲”反是“儿子”。内蒙古大学全福教授告诉我，他的名字 Chin-huu 中的 chin 是蒙古语“忠诚”，Chin-huu是“忠诚之子”的意思。我想，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恶名的“庆父”，实际是比“全福”音准更高的“忠诚之子”。 “富有/富人”，满蒙两语是“伯颜/伯阳”，突厥语是“巴依”。上古中原名人“伯颜/伯阳/伯夷”者，实名为“富有的男人”。韩儒林先生说蒙古族名“伯岳吾”源自“伯颜”，而〈周本纪〉人名“伯阳甫”显然是“伯岳吾”的转音。 ·“百里傒”即是“篾里乞” “百里傒”是秦国的外来贤臣，他又推荐宋人“蹇叔”事秦，两人对缪公的事业有很大贡献。〈秦本纪〉有载，百里傒的儿子叫“孟明视”，蹇叔的儿子叫“西乞术”和“白乙丙”，父子之间都没有姓氏的贯联，与北方民族人名也非常相似。 人名“百里傒”实际是族名“蔑里乞”，法国学者伯希和指出“篾里乞”是“靺鞨”之别音。事实上，《辽史》部名“梅里急”，《南村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部名“灭里吉/木里乞”等，统统都是“蔑里乞/百里傒”。 ·“樗里疾”是“主儿扯” “樗里疾”是秦惠文君的庶母兄，战国后期政治家，《战国策·西周》有〈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的故事，而〈秦本纪〉是将“樗里疾”记作“[木虖]里疾”的，许慎《说文》训“[木虖]，丑居切”，现代辞书《辞海》说“樗”读“初”，因此“樗里疾”当读“初里疾”，亦即是“女直”之真音“主儿扯”。这个叫“女直”的人名在中原早就消失，但元蒙时代还有叫“纽儿杰/鬼力赤”的蒙古人，今天欧洲还有姓 Gyuricza 的匈牙利人。 ·“吕不韦”和“吕布” 秦始皇的父亲是庶出，幼时不受宠爱，在赵国当人质期间与商人吕不韦相识，吕不韦将已有身孕的爱妾赠给这位潦倒秦国王子，又玩弄手腕把他推上秦国王位，最终造就了秦始皇。因此吕不韦虽非赵国贵族，身后之名却甚于一切赵人。一般认为他“姓吕名不韦”，而且是秦始皇生父，有俗书还说他是“吕氏”的始祖。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赵世家〉说“赵氏之家，与秦共祖”，赵人之名“黑臀”、“吴娃”、“邯郸午”、“范吉射”根本无法用汉语理喻，惟赵始于戎狄才能诠释这些现象。我们还可以从人名“吕布”来洞察“吕不韦”不仅是戎狄人名，而且还是北方民族的族名。 《三国志·魏书》说吕布是“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五原所在的河套阴山一带，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心，汉代是匈奴的地方；而“并州”即“太原府”。因此可以泛说吕布是胡人，准确一点是匈奴人，现代说法则是在山西省服役的蒙古族军人。叫“吕不韦”的还不止一人，努尔哈赤有个孙子叫“洛博会”。而《辽史·百官志》有部名“卢不姑”，将“姑”改读“纥”，族名“卢不纥”就与人名“吕不韦/洛博会”一致了，而“呂布”就是“吕不/洛博/卢不”。 ·“公孙贺”和“乌孙贺” 古代姓氏中的“公”字读“乌”，因此“公孙”就是“乌孙/爱新”。公孙氏的名人很多，除黄帝是“公孙轩辕”外，春秋秦汉还有：公孙丑、公孙强、公孙度、公孙固、公孙贺、公孙敖、公孙鞅、公孙支、公孙昆邪、公孙无知、公孙有山……等数十人。 其中“公孙敖”是鲁国的外交家，“公孙贺”和另一个“公孙敖”又是汉代名将。“敖/贺”同音 ghu，“一音多字”的汉字把他们区别开来。《汉书·公孙贺传》说“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义渠人也。贺祖父昆邪，景帝时为陇西守”。所谓“义渠”即是“月氏”，公孙贺是来自西北戎狄的将领。因此“公孙贺/公孙敖”就是简单的戎狄人名，而不是姓“公孙”名“贺/敖”的。 与“公孙贺/公孙敖”可比的人名，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有几百个，如：“阿星阿/伊星阿/武星额/艾星阿/鄂星阿/额盛额/卫生额/胡星阿/瓦星阿”等。《魏书·蠕蠕传》说“大檀者，……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铁弗刘虎传〉说“铁弗刘虎……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此中“纥升盖/诰升爰”也都是“公孙贺/公孙敖”的别写。 ·结束语 中国文字“一音多字”足以把中国历史变成“万花筒”；再加上语音的变化，如元音游移引起的人名“阿星/伊星/武星/艾星/鄂星”的多样化，更叫人眼花缭乱。而传统学术重字不重音，大凡认为异字同音，没有很多相关意义，没有人会去归纳“吕布/吕不”之间的关系。而中国文字还是图形文字，字字都是“花”，中国学术更是“雾里看花”，搞了几千年连中华民族的血缘线索也看不明白。本书是将中国历史语言研究实证化的一个努力，本文是将一些上古中原人名与北方民族人名进行比较，谈不上是完备的语言理论，只是一些对比的数据而已。 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修改 二○一四年三月二日再修改 郭罗基：呆公不呆——弔浩成 于浩成（1925-2015），摄于2005年 于浩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了一个外号，叫"呆公"。 在劳动改造时，他对一个遭受迫害的同伴说，嵇康《太师箴》这篇赋里有两句："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人。"他说，嵇康当时是指皇帝，现在就是毛。另外一个朋友对他说，你这太危险了，要是被军代表知道了，你就犯下弥天大罪。你讲话不知轻重，真是"呆公"。呆公，呆公，这就叫开了。 李洪林自号"痴翁"。 我被人称作"迂夫"。 我给毛主席的女儿李讷的哲学考试打了4分（五级计分制，5分为优秀），惹来麻烦。历史系的同事对我说："郭兄，你迂呀，看到李讷的名字，考卷连看都不用看，打个5分拉倒。反正打分又不下本钱，何必吝啬！"于是，人们称我为"迂夫子"，渐渐地，尾巴"子"字没了，就叫"迂夫"。 张显扬把迂夫和呆公、痴翁并列为三，说我们是"京城三愚"。三愚，各有愚史；共同点，愚就愚在知其不可而为之。 2015年11月14日，呆公去矣，痴翁、迂夫奈若何！ 右呆公，左痴翁，2014年共寿九十华诞。 出身贵族经蜕变 于浩成不姓于，姓董，原名董葆和。他的父亲董鲁安，本是燕京大学教授，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珍珠港事件后，燕京大学被日军接管。1942年，董鲁安投奔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改名于力。1943年，董葆和也去了晋察冀，随父改姓于，名浩成。 董鲁安其实也不姓董，是满人董鄂氏，属镶红旗，妻子是瓜尔佳氏，属镶蓝旗。浩成的父亲世袭了"佐领"爵位，在7岁时还朝觐过光绪皇帝。辛亥革命后，满人改汉姓，董鄂氏姓了董，瓜尔佳氏姓了关。母亲名关竞。 1925年，于浩成出生于这个满清的贵族家庭。在历史的大变革中，这个家庭不断地随着时代前进。辛亥革命后，放弃贵族身份，乐为平民。五四运动中，青年董鲁安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团体的领导人之一，拥戴《新青年》，追求科学和民主。抗日时期，董葆和与他的哥哥董葆先都参加了共产党，投入民族革命，更且献身于社会革命。他们不但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暴行，也反对本国统治者的专制。他们的父亲作为党外民主人士，曾任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1953年去世时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革命路上多坎坷 王若水、刘宾雁和我，是40年代、在不同的地点参加共产党的。闲话忆当年，都说最大的苦闷是思想不自由。于浩成闻知，也说，他非但有同样的感受，而且因说出了此种感受而遭处分。宾雁笑他："你这不就是'呆公'嘛，怎么能说出来呢！" 1947年，于浩成在华北联合大学学习俄文。在批评他的思想作风时，要求"深挖思想，彻底交待"。他在党的会议上忠诚地敞开思想，说："生活在解放区还不如在敌占区更自由。"思想越挖越深入，问题越搞越严重，从"小资产阶级思想"，升格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党的纪律只能约束行动，却用来惩罚思想；况且这是在党的会议上响应领导的号召自己暴露出来的思想。于浩成的这种经历正好证明，共产党内确实没有思想自由。 50年代，于浩成在天津公安局任科长。因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导致干部不团结，他又受了撤职降级的处分。 1956年，公安部成立群众出版社。调于浩成任编辑部主任，实际操办出版社的全盘工作。但社长、副社长、总编、副总编都由上面的人兼任，就是不给他头衔。文革前夕，才宣布他为副总编，不料一脚踏进了"走资派"的行列。 愁困秦城文革中 文革一开始，于浩成在群众出版社就被"群众"揪了出来。因为他提倡当编辑要做杂家，具备广博的知识，于是他被说成"三家村式的杂家"。因为他是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又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根据他的大量言论，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根据内查外调的材料，又说他是"假党员"。总之，罪孽深重。除了开会批判、游楼（变相游街，在机关的大楼里游斗），还要进行扫厕所等惩罚性的劳动。游楼时，驾"喷气式"，挂大牌子，群众不断高喊："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浩成！""砸烂于浩成的狗头！"完了，命他将那纸牌带回家中，自己保存，以备再用，并且警告："如有损坏，你要负责！" 1968年5月，于浩成突然被逮捕，送进秦城监狱，而且居然成了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他自己也不明白，何以身价看涨。关进单人牢房，从不提审。三年后出狱，才知道为什么入狱。文革前经于浩成批准，群众出版社从香港购买了一批图书，其中有一本《中国电影史话》，记载江青（蓝苹）三十年代在上海当影星的材料。于浩成根本没有看过，却被说成"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妄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可见江青30年代的历史是见不得人的"黑材料"。为了掩盖当年江青的丑闻，谁提到30年代的上海滩就抓谁。原来是谢富治讨好江青："我们公安部也有人反对你，我们把他抓起来了。" 出狱后，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假党员"，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发配湖北沙洋"五七干校"。 1976年10月，于浩成在地震过后的唐山从事救灾工作。当得知江青等人被抓起来的消息，虾皮下酒，欢欣鼓舞，自叹："终于熬过来了，迎来了第二次解放！" 解放思想当"闯将" 在文化大革命中，"呆公"们守住嘴巴，不吐真言，才"终于熬过来"的。张志新就是在党的会议上亮出自己的观点而遭到镇压的"呆婆"、"痴女"、"迂姑"。粉碎"四人帮"，一批"呆公"、"痴翁"、"迂夫"们冲出思想牢笼，大放厥词，将十年之间的忧愤与求索一吐为快。他们的言论，为人们解开心扉，冲涮头脑。胡耀邦称之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闯将"。 1978年，群众出版社重新开张，于浩成被任命为社长兼总编辑。在北京的真理标准讨论会上，我和浩成每相见。1979年1月，参加理论务虚会，已经是好朋友了。我们同在第三组，召集人是周扬。 理论务虚会在清算了两个"凡是"之后，就把矛头指向两个"凡是"所守护的尊神毛泽东了。王若水作了题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崇拜》的发言，李洪林作了题为《领袖和人民》的发言，我在《红旗》杂志发表了《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的文章，都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的。于浩成的发言批评了毛泽东提倡的"人治"，后来引起"人治和法治"的公开讨论。 理论务虚会在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草草收场。李洪林针锋相对地发表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四篇文章。1980年12月，反攻倒算开始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新搬出"反自由化"的老式武器。反自由化就是反思想解放。 郭罗基（1932-） "闯将"纷纷落下马 1981年进入反自由化的周期。反自由化不仅扭转了舆论导向，而且还要对自由化分子进行处理。我是第一个中箭落马的，接着是阮铭、王若水、李洪林等。 1982年，我被邓小平逐出北京。离京前一天，浩成对我说："古代文人遭贬出京，可以灞桥折柳，亲友送别。现在我们还要假装和你划清界限。明天我不能到车站送你了。江湖秋水多，保重，多保重！"平时笑口常开的浩成，此时一脸凄凉。他高中未毕业，没上过正规的大学，靠自学奠定了文学修养。短短几句话，用了两个典故。灞桥是唐代长安东郊灞水之上桥，亲友送别，每至灞桥，过灞桥即出长安。灞水两岸遍植杨柳，折柳枝赠别成为礼俗。"回首望君柳丝下，挥手别君泪难休。"另一个典故是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句："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下面还有两句："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呆公的不尽意，由痴翁说了出来。李洪林诗《赠郭罗基》曰: 直言见逐古已然， 屈子贾生湘水边。 柳州更是瘴疠地， 何如诗酒娱江南。 屈原自投汨罗，贾谊忧郁丧生。老朋友们希望我能避免，到了南京，"诗酒娱江南"，活着！活着就是胜利。 1985年，轮到于浩成了。他在接受香港《镜报》杂志主编林文采访时说，由现任领导人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完全是封建王朝预立储君的一套做法。他还批评"摸着石头过河"是经验主义的口号。这次采访被指责为"对外发表错误言论"。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批示："此事似应提请公安部注意，并对此提出必要的批评。"公安部党组作出《关于于浩成同志发表错误言论的报告》，上报中央，结论是免职离休。尽管中央领导人后来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于浩成还是错误的。为什么？邓力群曾同他谈话，说：我们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完全一致。有些话，你虽然说的对，但是中央还没有表态，你就讲了，这是不对的，讲早了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不能比中央更聪明。这口气，就像从前人说的，你不可能比皇帝圣明。 在这以前，为了敲打他的自由化，个别谈话，口头警告，开会批判，责令检查，永无宁日。离休后，他感到无官一身轻。1987年风暴又来了。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被逼宫下台。尔后反自由化加压，严打自由化分子。先是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在王震、邓力群的鼓噪下，中纪委（书记是陈云）又提出一份12人的名单，要求给予处分。赵紫阳召开常委扩大会讨论，王若水、吴祖光劝退1，苏绍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张显扬开除党籍。下面需要讨论的第五个人就是于浩成。但在讨论张显扬的文革"罪行"时，扯出孙长江。有人说孙长江是出主意的。还有人说，出主意的更坏，一起开除出党2。因此耽误了时间，于浩成的问题还没有摆上桌面，赵紫阳看了看手表，宣布休会。以后再也没有讨论。赵紫阳保护了名单上的大部分人，首先是于浩成。 一谐一庄顶查问 1988年4月29日，我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文化发展问题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名义上是《新观察》、《文汇报》等8个单位发起的，实际主持人是于光远。虽说座谈"文化发展问题"，目的是为翌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作准备。而且会后还拟召开科学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等各界的座谈会，以及各地区、各部门的座谈会。可惜，这个进程被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所打断。 北京饭店的座谈会规模不小，到会78人3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都出场了，除了我以外，还有朱厚泽、胡绩伟、王若水、张显扬、阮铭、孙长江、于浩成、李洪林等。 会议的发言者强调，解决社会问题，除了政治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还要善于利用文化手段。于浩成在发言中说，文化发展需要宽松和谐的环境，文化界动不动就撤职查办，就是用非文化的态度来对待文化。 我在南京很苦闷。于光远邀请我与会，但他又关照我不要讲话："人到场，坐在那里就是示威。你讲话很难得体，调子高了，上面会打棍子，调子低了，又有人会说你妥协了。一言不发，叫人莫测高深。" 我不讲话还有人来查问，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说："郭罗基怎么又出来活动了？"于浩成回答："郭罗基是活人，是活人就要活动，有什么奇怪的！"于光远说："是我请他来的！"这二于，一谐一庄，把胡启立的查问顶了回去。 浩成拿出一本《师友墨缘》纪念册，让我题词。我看到前面已有王若水、胡绩伟的题词。赫然看见梁漱溟题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我提笔写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胡启立为什么要查问？直到将近20年后赵紫阳的《改革历程》、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出版，才弄清楚。他们都提到：1987年1月15日，在最后解决胡耀邦问题的"生活会"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邓小平要胡启立将这个意见转告胡耀邦。所以胡启立知道邓小平对郭罗基的态度，看来他的查问是以备邓小平查问，不过是做做样子，没有认真查下去。 义不容辞为人权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5月14日，于浩成与李洪林、严家祺、戴晴等12名知识分子，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阎明复的委托，去天安门广场劝说绝食学生，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退出广场。事后，北京市长陈希同向人大所作的《关于平息暴乱并制止动乱的报告》，却反诬他们"煽动动乱"，"火上加油"。12名知识分子半数以上或被捕或流亡。6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将于浩成送往武警部队关押。共产党员坐共产党的牢，已是"二进宫"了。1990年，65岁生日之际，浩成赋诗述怀。其中有两句："民不自由毋宁死，国无法治最堪忧。"沉痛之极！ 一年半后，浩成无罪释放。但党籍没了，又获降级处分。第一次坐牢释放后，也被清除出党，在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时恢复党籍。如今再无胡耀邦！ 1992年初，我因参与八九民运，在南京大学被评为"政治上不合格"，随即取消教授和博士导师资格。5月，纽约科学院选我为院士。未几，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又选我为理事。我在南京，向"中国人权"推荐，增选北京的王若水、于浩成为理事，因为我一个人太孤单，国内有了三位理事，可以商量，南北呼应。有人劝浩成不要接受："你刚放出来没多久……。"浩成斩钉截铁地说："义不容辞！"。 2004年1月10日，郭罗基、于浩成探访病中刘宾雁。 最是留恋美利坚 1992年底，我应纽约科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赴美。哥伦比亚大学也邀请了于浩成，但中国方面不放行。1994年初，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达成协议，浩成才于5月来美。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宪政与中国"（Constitutionalism and China）的项目，由三位美国教授（Lewis Henkin, Randal Edward, Andrew Nathan）和三位中国教授（于浩成、严家祺、郭罗基）共同主持，还有校外的胡平等人参加。我讲授的专题是"宪法权威的源泉"，浩成讲授的专题是"中国宪法简史"。 有学生提出，公民焚烧国旗是否受宪法保护？分工由于浩成研究后解答。美国曾发生多起因焚烧国旗而判刑的个案，但都被最高法院所推翻。1984年，国会通过了《国旗保护法》。在生效的当天，有一位名叫艾奇兰的女子，以身试法，在国会门口当众焚烧国旗。官司又打到最高法院。审理了一年，最后最高法院判《国旗保护法》违宪，艾奇兰无罪。为什么焚烧国旗无罪？于浩成说，国旗虽然是国家的象征，但应当允许公民表达对这个国家的不满，焚烧国旗是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表达自由的范畴。于浩成引证一位大法官的话说："美国国旗代表的权力之一，就是焚烧它的权利。" 课下，浩成对我说："我要纠正一个错误，还要向你道歉。"我问："什么事？" 1979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其中讲到"不能因发表反革命言论而抓人"。引起轩然大波，胡乔木令《人民日报》组织文章，进行批判。在一次讨论会上，于浩成也说："'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我赞成；'发表反革命言论不能抓人'我不赞成。发表反革命言论还是要抓人。"这时，他说："我研究了焚烧国旗问题才想通，反革命言论，反政府言论，反国家言论，只要是言论，都属于表达自由的范畴，是不应当治罪的。"他还说："这在中国还是个大问题，不要说那些滥用权力的人，就是思想解放的人，像我还是研究法律的，也搞不清楚，到了美国才开窍。你是早叫的公鸡，怪不得招人讨嫌。"浩成那种憨厚、诚恳的样子，很可爱，也很可敬。 这个项目结束后，我们都离开纽约。我去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做研究；浩成转辗于芝加哥、麦迪逊、凤凰城、洛杉矶等地的大学，当访问学者。 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每年赴纽约开"中国人权"理事会，至少可以畅叙一次。 2004年1月，"中国人权"理事会年会之前，浩成悄悄地对我说："本次理事会上，我要提出辞职。是你推荐我当理事的，我要辞职先给你打个招呼。"我很吃惊，问为什么。他说是由于家庭的原因，不得不回国。我说："你本来就是在国内当上理事的，回国也并不妨碍你当理事。"他似有难言之隐，摇摇头："有妨碍，有妨碍……。"我又问："你到会上怎么讲？""到会上当然不能讲这些，只说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与此同时，他也辞去了《北京之春》的顾问。 他对美国十分留恋，感慨道："来美国10年，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才知道什么叫自由人。"他当时住在加州，他说到纽约开理事会是最后一次了，从美国的西部到东部很不容易，要我陪他去看望刘宾雁和苏绍智。我找了高寒开车，到新泽西。刘宾雁得了肠癌，正治疗中。苏绍智患眼疾，已不能看书。浩成除了亲切问候，也有告别之意。但他们俩不知道，只有我心里明白。第二年，浩成离开了美国。宾雁逝世时，浩成在北京作诗悼念，其中有两句："莫叹有家归不得，纵容得归痛断肠。"宾雁去世之前，曾给江泽民写信，要求回国"在黄土地上站一站"。江不予理睬。浩成劝流亡者"莫叹有家归不得"，因为他归国之后竟有断肠之痛。 于浩成平生所求，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虽云"呆公"，何呆之有？ 于浩成所出的最后一本书，书名是《风雨鸡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于浩成和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不过是"鸡鸣"而已，身处风雨如晦的年代，声嘶力竭地呼唤黎明。黎明何时来临？ "自由化分子"于浩成，现在你才自由了！此去泉台，与先行的周扬、王若水、王若望、刘宾雁、李慎之、胡绩伟、于光远、张显扬等等一起，在天国构筑一个中国的现实中无法实现的自由王国吧。 我们这一代人已日渐凋零。但一代人的理想、信念、追求、探讨、思索，不会轻易消失。寄希望于后来人，擎起接力棒，继续向前行！ 2015年11月 ——原载《争鸣》2016年1月号 重发：于浩成去世，及其个人回忆 于浩成先生遗像 后记：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早晨，打开电脑就读到于东女士发来的浩老去世的噩耗，因为我马上要离家去休斯顿，所以在二十分钟内完成并发出了唁文和浩老的一篇与《腾讯·大师》的对话，因此没有编辑得很好，今天再读，觉得含义很深，因此再发一次。 朱学渊先生， 您好！我是于浩成的女儿——于东，我父亲在今早（2015年11月14日）3点50分去世了，享年九十一岁，特告知。您的文章我曾多次拜读，并读给我父亲听。感谢您！ 于浩成的女儿于东敬上 于东女士暨浩老夫人和裔属： 敬请节哀，浩老生得富贵，死得尊严；早年追随革命，却毕生坚持自由民主之价值，他虽未能见到其全面实现，但是为之贡献了心血力量，而无可抱憾。在浩老的身上我看到了盎然的正直气节，青春人的思维，和今世难得的贵族气质。谢谢通知我这则哀讯，代我向他鞠躬告别。 朱学渊敬上 法学家于浩成：风雨宪政梦 《大师》：您是满族人，父母都是旗人，请先讲讲家族身世对您的影响。 浩成：我们家姓董，董鄂氏，是镶红旗，我的母亲姓关，瓜尔佳氏，过去我在《风雨鸡鸣》书里面弄混了，我说我们家是镶蓝旗，我母亲那会儿是镶红旗，正好相反。趁现在纠正一下也好，书里写错了。 我父亲是五四时期的一个学生领袖，父亲也好，我也好，对于辛亥革命是完全拥护，因为我们是主张民主反对专制王朝的。在我小时候，市面上歧视旗人。比如说有这样一个笑话，“你是什么人，我是旗人，骑人就要打，后来我说是在旗，你再骑我就再打。”我就很不高兴，甚至那时候就有念头要成立满族党之类的，当然很可笑了。 《大师》：您父亲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和老舍是好朋友。他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于浩成：我父亲五四以后主要在教育界，到抗战前期大概是1935年、1936年，就跟北京的地下党组织发生一些联系。我哥哥董易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后来被发展入党。我小时候不懂事，常听他们两个人在家谈CP、CY什么的，我知道他们谈这些事情，我哥哥后来就到新的联大去了。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燕京大学被日军接收，很多教授被捕，我父亲倒没有被捕，被软禁在家里。大概是1942年初，我家获准搬出燕园，回到城里老宅。后来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当时是晋察冀边区北方局城工部部长，他是我父亲在师大附中任教时的学生，过去俩人关系就很好，他是四川人，当时家境贫穷，我父亲还资助过他。刘仁派人和我父亲联系，1942年秋天我父亲就去了晋察冀边区。同时我也参加地下工作，1943年7月去晋察冀边区。 《大师》：您是受到父亲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于浩成：我父亲或者是我哥哥的影响。那时候读了很多书，特别是鲁迅的，也算是左倾，另外就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很多学生投奔大后方，就是到重庆到昆明去。可是我和父亲一样，走上延安这条革命的道路。 《大师》：到延安后，当时您知道整风运动吗？ 于浩成：当时没有认知，在北京时我也看一些敌伪杂志，上面有所谓的共区情况，比如说江青过去叫蓝苹，周恩来八面玲珑，党内一些斗争也都讲了，但是没有讲到延安整风。1944年初，我在晋察冀边区参加完反扫荡以后，整个抗大二分校回到陕甘宁边区，那时候才听到延安整风的消息。抗大二分校在清涧，地理位置是绥德和延安之间，后来我要求到延安学习，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外国语学校，学生没有参加整风。 《大师》：没有被波及到？ 于浩成：对了。 《大师》：您父亲参加革命后是不是改名叫于力？于浩成这个名字是怎样改出来的？ 于浩成：我父亲当时为了家人安全，怕日本人迫害我们，所以就改名于力。那时候离开北京天津参加革命的很多青年都改名，学鲁迅、巴金，改名都有点作家的味道。我到边区以后，我父亲写了100多个人名让我挑，他是佛教徒，写的几乎都是僧人的名字，可是我选择了比较世俗的两个字，浩成，一直叫到现在。 《大师》：您的英语比较好，是什么时候打的底子呢？ 于浩成：离开北京前我在师大附中读高一，我订了一份英文报纸自学英语，去边区时还带了一本《英汉大词典》，可是到了游击区就扔在那了，带的东西太多过封锁线不容易。后来去中央编译局外国语学校，它有英文系和俄文系，我就进了英文系。日本投降以后，分配我的工作先是在晋察冀日报，后来又调到晋察冀司令部当英文翻译，那时候来的外国客人都是我们接待，前驻美大使韩叙当时和我一起工作。占领张家口以后，我又要求学第二外语，到华北联大外语学院读了俄文系。 《大师》：那为什么后来进了天津市公安局呢，您都会两门外语了，当时应该是很吃香的人才吧？ 于浩成：日本投降平津解放后，当时调了俄文系四个人到天津外事处，因为天津的外商外侨比较多。工作了大概三个月以后，天津市公安局来借人，听说我会外语，所以就借调到天津市公安局。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外交部筹备组忽然一个电话叫我去报道，天津市公安局领导跟我说怎么不经过我们就叫你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去看看吧，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我去了以后，于光远跟我谈话，说王稼祥要赴任首任驻苏大使，分配我做他的秘书。行前问我还有什么事儿，我就很坦白地讲了，我有一个处分没有撤销，当时华北联大外语学院定我为反党分子，给我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现在还没有撤销。他一听说这个，就回去商量，回来告诉我说你先回天津吧，有需要你的时候调你再说吧。以后我详细跟你讲这个情况，我为什么受到这个处分。这是我一生的大事了。 《大师》：好，那再去群众出版社又是哪一段？ 于浩成：我到天津市公安局担任一处六科科长，后来由于干部不团结，给我撤职降级。这个时候我要求回北京，同意了。先调到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几个月以后大区撤销，华北公安局少数干部上调到公安部，大部分人回到各省市。我是被调到公安部编译处，所谓编译处实际上是顾问的工作处，那时候有上百名苏联公安部门的专家受聘到公安部，我们就是给他们当翻译的，口头翻译或是笔译。后来部里有人建议成立群众出版社，就调我去主持，当时给我的名义是编辑部主任，科级干部，快到文化大革命时提我为副总编辑，实际上是我一直主持社里的工作，所谓社长、副社长、总编、副总编都是上面干部兼任的，挂个名而已。“文革”结束又恢复群众出版社，还是让我来主持工作，后来提为社长、总编辑了。 《大师》：群众出版社当时的定位是什么？ 于浩成：就是出版公安工作方面的书籍、理论、政策业务等等，另外向群众宣传公安工作，公安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所以叫群众出版社，是这么一个性质。 《大师》：但是像影响很大的《我的前半生》也是你们出的？这个不像公安工作啊？ 于浩成：对，也是我们出的。这个实际上是公安部劳改工作。抚顺有一个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伪满洲国的官吏都在抚顺管理所，当时他们让每个人都要做一份检查，要把你一生的犯罪事实都写出来，实际上是自传的性质，所以溥仪写了《我的前半生》。后来就把这个报到公安部，一般管理战犯的是一局（政治保卫局），一局接到后就给我们了，当时我觉得很有价值，先出版一个灰皮书，印少量的给内部，同时也报给毛主席、周总理。后来毛主席开了会，说这个写得很好，就是检讨太多了，老是说“我罪该万死”，这个不必了，改了以后还可以出一本书。这就是我们社公开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当时周扬还提出来应该由人民出版社出，我们没同意。 《大师》：像这么大影响力的书还有吗？ 于浩成：另外一个就是翻译侦探小说，比如《福尔摩斯》。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或者在北洋时代都有过翻译，但是这次我重新找人翻译了。中宣部还把我找去谈话，批评我们出版苏联的侦探小说、反特小说，先是赞成的，后来中苏关系坏了，说是反映苏联的孤立主义、神秘主义等错误的侦查路线，结果不让出了。后来有个通报批评群众出版社出版侦探小说、反特小说不好，最后写了一笔该社还出版了《福尔摩斯》，但当时部里面觉得没有什么，就不让出反特小说，但是《福尔摩斯》没有受到批评。除此以外影响比较大的是《古拉格群岛》，写苏联改造营那些事情，出版以前在公安部内部有很大争论，所以决定后来只是内部发行。 《大师》：像你刚才说的灰皮书就是指高官才能看到的内部书？什么样的书可以成为灰皮书，什么级别的人才可以看到？ 于浩成：定得严一点的是局长以上，有时候定处长以上。群众出版社在赫鲁晓夫报告以后，出版了很多揭露斯大林罪行的书，都是内部发行，处以上的干部可以看。 《大师》：他们叫你啄木鸟，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于浩成：当时我考虑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可是这些事情都要经过党组批准，就先出了两本《啄木鸟丛刊》，以丛刊的性质出了两本书。后来党组批准了，才正式出刊《啄木鸟》作为大型文艺刊物，我请茅盾题了个书名，很受欢迎，在全盛的时候每期发行甚至有上百万。 《大师》：这个杂志发了多久？ 于浩成：到现在还没有停刊吧。不过我退休以后，跟我接班的风格不太一样了，他们完全办成一个侦查破案的刊物，但是群众也很感兴趣。我在职时不仅有侦查破案，很多冤假错案也借这个杂志发出来，因此很多省委对我们刊物很不满意，他们要我们发表的是他们要整的人的事迹，所以他们对部里也提意见，部里怕惹祸，所以我去职以后，这个方面就少了，完全是侦查破案性的了。啄木鸟的意思就是森林的保护者，除掉害虫，正好也适合于公安工作，就是除暴安良了。 《大师》：反右时你受到什么影响了吗？ 于浩成：说到这，不得不说到1947年我在华北联大的时候，这个事情说来比较复杂，我父亲后来一直在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当院长，校长成仿吾这个人是比较左的，他对无党派人士还是有偏见，党内有中央政策，所以他不得不表面表示团结，但是实际上他是比较排斥，他一直是采取这样一个态度。跟学生在一起开会，成仿吾是湖南话，人家也听不懂，像我父亲多年在北京当教授，完全京片子了，很受群众欢迎。成仿吾那个时候他跟郭沫若、郁达夫一块儿办创造社，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华北联大时，当时北平已经快解放了，他说国民党区域的这些教授们，将来解放以后都给他们重新登记来分配工作，不但要重新登记，还要亲自来登记。当时有一个教授提出来说，成校长，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眼睛也不好，也老了，他还要亲自来吗？是不是让秘书来登记就行了。成仿吾说，不然，这是态度问题。当时这个教授就反驳成仿吾，这个话恐怕不对吧。过了两三天，这个教授就被调走了。 我父亲离开北京到晋察冀边区以后第二年就成立参议会，成仿吾被选为议长，我父亲为副议长，当时还选了三个驻会参议员，就是咱们现在所谓常委的意思。1945年成仿吾回延安参加七大，其余参议员开会，由当时的办公室主任主持开会布置工作。这位主任原来是晋察冀专区雁北分区的一个专员。他说下一月份于老去那里，这个参议员办什么，那个参议员办什么，最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意见就散会吧，我父亲说等等散会，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这次会议记录怎么写，是不是写办公厅主任召集会议，分配副议长如何，驻会参议员如何。他说不对不对，他说于老你不要误会，我是提出建议。我父亲说，整个会议的过程大家亲眼听到了、看到了，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不合适的。我父亲就拂袖而去，到了边区政府所在地，机关事务主任张明远来接待，张后来是高岗手下的五虎大将之一，他跟我父亲说，下面的干部对党的政策不了解，我们党外人士是有执权的，我父亲说成仿吾他是一把手，他走了以后当然应该是副议长来主持工作，虽然我是党外的。 后来延安整风了，边区政府好像也整风，但是没有整党外人士。可是我父亲听那位秘书主任讲，司徒雷登还不是他的衣食父母，意思就是说我父亲是美国人的买办似的，我父亲非常生气。还有一件事，中央政府成立以前，先是成立了华北政府，晋察冀、晋冀鲁豫合在一起由董必武代理主席，我父亲做监察院院长。一次，京津附近的峰峰煤矿出了事故，我父亲就去调查，结果不让进门，说我们是军管的。我父亲说，我是边区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他说那也不行。我父亲非常生气，党外人士只是一个招牌吗，那怎么行呢？所以关系就不好了。 这样一直到了1947年，在华北联大，我当时是外语学院俄文系的学生，教育学院一些要求入党比较积极的学生，特别喜欢报告我父亲这位非党员的院长说什么话了，以示对党的亲近，当时谣传说我父亲想回北平。成仿吾居然在联大党委会上就讲，民主人士来，我们欢迎；去，我们欢送。与此同时，他们就整我，先是开生活检讨会，跟整胡耀邦是一样的，党内从来就用这种办法来整人。我对党是非常忠诚的，我就坦白交代我的思想，讲了延安种鸦片不好，另外我感觉到思想不自由，整风那些整人的事儿，结果越说越深，最后搞了一个材料被搞成反党思想的决定，留党察看。下去搞了一年土改，后来应允给我撤销处分，也没有撤销，一直带到天津。 1947年时已经整过我了，所以到1957年我就比较注意，没有再划右派。跟我当时的特殊环境也很有关系，群众出版社那时刚成立，部里领导业务人事关系归北京市公安局。当时有个群众书店，是过去公安局一个地下侦查据点，为了掩护工作以书店的面目出现，所以就把书店跟出版社合并了。我虽然很谨慎，但是也有暴露的，比如说有一次跟大伙一块读报，一个右派分子叫季拥（敌伪时期的一个作家，原名季果安），他说共产党只要奴才不要人才，我听了就拍桌子说对，说得好！可是我这次倒躲过去了。可是群众出版社也不能没有表现，结果我们有个编辑变成右派分子，报上去以后没有定成右派分子，定性为坏分子。 《大师》：等于这一劫算是逃过去了？ 于浩成：我逃过这一劫。 《大师》：1968年您被送进秦城监狱，当时的罪名是什么呢？ 于浩成：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逮捕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我经过公安部党组的批准，从香港进口一些书籍作为群众出版社的工作参考，其中有一本叫《电影史话》，里面有江青过去叫蓝苹这些事儿。这些书买回来后都作为绝密，锁在柜子里，一般人不得借阅，只有内部人经过批准可以借阅，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借出去把材料泄露了，我的罪名就成了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是反革命，就把我抓到秦城。公安部当时很多副部长被抓，处长就抓了我一个。关了三年后再下放到五七干校，定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假党员，监督劳动，每个月给30块钱生活费，粉碎“四人帮”以后，给我平反，补发了一部分工资。 《大师》：能不能讲讲在秦城那三年狱中的经历？ 于浩成：去了以后就被搜身，只允许带一本毛主席语录，是一个单人的牢房，关进去以后根本不提审，我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最初半年连报纸都不给看，后来能轮流看《人民日报》，到我手上时已经是一个礼拜前的报纸了，再后来又允许看毛选，我这个手不释卷的人，没有东西看难受极了，就把毛选从头到尾看了多少遍。 后来外面喊口号，庆祝九大开幕还是闭幕的，就有人来让我写证明材料，发给我纸和笔，我就写了下，中央专案组，希望我的问题早日审查，不要无限拖延。 材料拿上去后，剩下的纸我没有交。后来倒是开审了，他们让我把写的材料烧掉，我不同意，他们就过来扭着我的耳朵，强迫我，真是莫名其妙。 《大师》：您之前提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群众出版社时，你们有打过交道吗？ 于浩成：打交道，谢富治原来是云南省委书记，后来调任公安部部长，他文化比较低，参加中央一些会议，毛主席经常会说一些典故，他回来以后都讲不清楚，有时候就只能记一个字。一般就是让我写材料，不是直接给我，他告诉副部长，让副部长跟我说下大体是什么事儿，我写后再报党组。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找我办了一个古文班，找我父亲的老朋友来讲《左传》，有一些局长也来听一听。谢富治就是想学一点，因为到毛那儿他根本听不懂。文化大革命我看到部里出的简报，他也批评了这个事，于浩成办什么班，完全搞修正主义的一套，打倒封资修。 当时很有意思，谢富治是红司令，公安部其他人都是黑帮，他们把我们归于彭真、罗瑞卿这一系。文化大革命前夕有人到上海揭发罗瑞卿，后来就让我们写谢富治的发言材料，我虽然是群众出版社的，可是实际上部里历次公安会议都作为工作人员，是起草报告或者写简报之类的参谋。先是揭发罗瑞卿，揭发材料里还提到彭真如何如何，正面的评价，后来传出来彭真也不行了，又把他剔掉。当时的情况谁也摸不准，后来很多副部长也被捕，再后来我也进去了。 《大师》：你觉得谢富治这个人怎么样？ 于浩成：反正是很左的了，整人很厉害，比如说常务副部长徐子荣，被斗得一塌糊涂。据说他是四方面军来的，就是张国焘那个部队，四方面军整知识分子最厉害，他是其中之一。 《大师》：您去五七干校待了多久？ 于浩成：1971年去，直到1975年回来。那时候还是黑帮分子待遇，但因为从秦城放出来，所以对我稍微宽一点。有一次，我老伴得子宫瘤要开刀，医院让我回去签字，军代表不同意，说五七干校的人一年只能回去一次，黑帮的还不一定让你回去呢。我说我老伴开刀万一出了什么事故你要负责的。后来开大会整我，斗我。在五七干校时也有过很多惊险的事儿。 《大师》：您说惊险的事儿是指什么？ 于浩成：当时我们公安部的干部跟政法学院（现在叫公安大学）在一起，都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有个办公室副主任叫黄连荣，也是挨斗挺厉害的，天天斗他时拿他的头撞墙，这个人有点精神半失常。他跟我很聊得来，有一次我跟他说嵇康《太失真》这篇赋文里有两句“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人。”嵇康当时指皇帝，我这时说就是指毛。后来另外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你这太危险了，他随便对外讲，被军代表知道了你是大罪，我也很害怕，但是后来没有事儿。他们就给我起外号叫呆公，呆头呆脑的意思。后来我看报纸上好几天没有林彪的消息，我感觉到有问题，果然说是党内有传达，黑帮不让参加，照样下田劳动。后来有次又让我到沙洋镇去打酒，路过劳改总部时发现门口的林彪立像正在拆，我回来跟大家讲，确实是林彪出事了。别人讲，你这个呆公，呆公不呆也。 《大师》：粉碎“四人帮”后您就平反了？ 于浩成：1975年回来还没有平反，1976年唐山地震又让我们去救灾，出发前祝家耀还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去。到了唐山一个派出所，他们开会也没有提我，那时候我党籍还没有恢复，靠边站。先是我家里给我通信说江青已经垮了，四人帮被粉碎了，还没有正式传达，一直到月底部里通知让我们撤回，参加揭发四人帮的政治活动，后来给我平反，到1978年初恢复成立群众出版社，还是让我主持社务。 《大师》：从秦城到五七干校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您的家庭生活方面受到什么影响？ 于浩成：家里面很愁，没有收入，生活很困难，而且我老伴也下放到怀柔县，从怀柔回来时，夜里坐着别人运木头的大车，非常危险。五个孩子就靠家里一个老保姆来管事儿，当时对我们家是很尽责，她死后我的孩子们在十三陵山前找墓地把她埋葬了，还立了块碑。 《大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前半生的信仰，得出哪些结论？ 于浩成：1942年到解放区后，我就感觉到不自由，在共产党领导区域还不如日本人占领时自由呢，只要你不抗日，一般他不管你，特别是言论、报刊都不太管，你看什么书他不太管。1947年我就是准右派，1950年时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我在天津市公安局，后来参加清理积案，也随囚车到过现场，亲眼看到犯人被枪杀，当时北平也好、天津也好，一天杀200个人，我感觉完全是杀人以立威，而且确实有草菅人命的。特别是我亲眼看到的，天津市长温世珍（温家宝的伯父）从监狱里提出来，那个时候是大敞门汽车，军人拿着枪围着，经过一个地方有一个小桌，在那向犯人宣布罪状然后执行死刑。还有驻日大使许世英，他知道自己可能要被处决，家里早去送了一双崭新的布鞋，准备在行刑前换上走出监狱。结果被判了以后，两个人架着他往车上走，有一只鞋掉了，他想回头看一看，那个军人不干，就把他押上车了，我看见这一幕，心里非常难过。当时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合法、合理？北京还有一个人，我觉得是罪不至死，不二判是法治界的国际通例，判了刑怎么又来判呢？而且他当时很相信党的政策，说我好好劳动改造自己，但是一下子就没了。还有后来我没有参加，光听着报道的，燕京大学校长卢志伟怎么被斗，他女儿起来揭发他，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 《大师》：1979年理论务虚会对8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思想界影响都很大，徐友渔把80年代文化思想派别分了五六类，您被归到务虚派，你是不是认同这个分法？ 于浩成：我认同，的确是这样一个情况。务虚会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能够自由发言，直言不讳来讨论问题，这是从来没有的，对中国的思想开放起了很大作用，反思“文革”的教训，提出改革的主张，这个会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叶帅提出来说很多理论问题我们另外开一次会议，后来由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来主持，他就找了一拨人，当时于光远提名我，可是公安部不同意，当时是赵苍璧部长，他们都认为应该由陆实，公安部研究室主任参加，因为过去部里各种文件主要是他负责起草的，认为他是第一个秀才。中宣部答复这次务虚会不是由各部来推荐人，而是由筹备组直接聘请，至于陆实要参加，如果将来需要再扩大范围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此前批判四人帮时法学所开会，有时候也约我去，有一次我跟陆实都去了，于光远也在，陆实居然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都不同意，他说这是右派的观点，过去我们反右的时候批判过的，这个思想差太远了。 最后就由我参加，务虚会最初是批判凡是派，整个会议发言很多，我认为精彩的有王若水的发言，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教训是个人崇拜》，李洪林写的《领袖与人民》，是说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 另外严家其提出来要解决领导干部终身任职制的问题，比如说毛，一直是他当主席，八大以后一直没有开党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开九大，斯大林也是这样的，所以要解决终身任职的问题。当时我发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还反对批判冤假错案，后来关于中国青年的出版，汪东兴也找麻烦。我们这些人确实是思想认识比较一致，还有苏绍智、郭罗基等。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开幕会上讲，我们改革需要有一批革命的闯将，后来看起来这些闯将纷纷勒马，事实上到3月15日闭幕会已经完全改变了。邓小平没有复出时，是支持民主墙的，但是后来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而且直接批评邓小平本人，他就变了。我想是这样的，一个方面他对文化大革命一些路线是有所反思的，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又要巩固自己的权力，甚至是党的统治权力，所以他由主张改革转到事实上就是把改革限制了。 《大师》：你们的思想底色，思想共性有哪些？ 于浩成：当时这些人认识也不一致，比如说我们自己对法治的认识都是一步步来的，先是讨论人治与法治的问题，后来就说是不是要依法治国，再后来又提到法治跟法制又有什么不同？我们自己的思想也是随着发展的，大概是在八九时就感觉到比较大的问题了，提出人权问题。后来觉得只有宪政才是真正的民主，其他的所谓民主都不对的。这次十八大的时候，还有人提出协商民主，协商怎么会是民主呢？只有宪政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这是我在十八大以前的想法，但是大家需要民主、自由这一点，恐怕是是比较共同的。 《大师》：胡绩伟主编，王若水、李洪林和您编的民主丛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于浩成：那个是在1989年春天。先是胡绩伟自己写了一本《民主论》，出版前他就把打印的书稿给了我们几个人征求意见。后来胡绩伟就要约我，王若水、李洪林担任副主编，决定出民主丛书，把胡绩伟的《民主论》作为丛书第一本先出，1989年5月还搞了一次新书发布会，借着民盟的地点开的，很多人到会，这个会议我主持。胡耀邦4月15日去世以后，为了悼念胡耀邦，大学生纷纷起来游行示威，那个时候正很热闹，5月份开这个会，大家发言也是跟当前的事儿联系起来。比如民盟一个刊物的主编楚庄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杜鹃夜半流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大家都是慷慨发言。后来整个丛书就没有再出了。 《大师》：那《新启蒙》刊物呢？ 于浩成：是在1988年。上海的王元化和王若水商量搞新启蒙，搞了一个丛刊，只出了四期，已经有七期的稿子，但是后来都出不来了。1988年在上海开了一次会，王若水、李洪林、戈扬、于光远他们都去了，在那次讨论会上，准备成立新启蒙。 1989年2月王元化到北京来，我们有一天晚上在都乐书屋，一个民营书店里举行新书发布会，很多人都发言。我就说了什么叫新启蒙，现在我们不但要批判封建主义，而且要批判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我说新就新在这里。后来方励之来了，他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会，实际上把这个会给搅了。他来后直接提出人权问题，要求释放魏京生，引起很多记者骚动，其实我们并没有通知记者，会议被迫中断，我们就宣布散会。其实1986年时他就在安徽科大搞了群众运动，学生上街了，导致胡耀邦下台，这次他又这样一来。对他的做法到现在还有争议，历史的问题以后再说了，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 《大师》：等于也是中断了？ 于浩成：后来也被中断了。 《大师》：80年代您还亲历了哪些思想文化的活动？ 于浩成：开了理论务虚会以后，北京先成立法学会，后来又成立中国法学会，中国政治协会。法学方面有三次比较大的讨论，都是由我们发起和主持的。第一次是关于法治和人治问题的讨论，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过去有一个批示，就是要人治不要法治，这个批示法学界都知道，但没有正式文件传达，后来我才知道大概是在1959年的时候，毛有一个关于上海梅林罐头厂的批示，他说要人治不要法治。后来全国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展开讨论，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关于法治、人治问题的书，收集了大家的发言。 后来就是关于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讨论，当时胡乔木自己也讲了，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不是这个情况？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后来我也写了一篇《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法除了阶级性还有社会性，这也引起不同的争论，出版社也出版了关于法的社会性与阶级性的讨论。 还有一个关于自由的讨论，我说自由一个是哲学定义的自由，一个是法学上的自由，哲学上的自由就是毫无拘束、自由放任，是属于积极自由。法的自由是消极自由，不受限制就是自由了，比如说现在我们要争取言论自由，这不需要政府花什么成本，别人写文章你不干涉他，那就是自由，这是法律上的消极自由。这个写出来以后，当时《红旗》杂志的吴建国有不同的意见，写文章讨论这个事情，当时胡耀邦是支持吴建国的。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关于依法治国口号的争论，当时有些领导人已经讲了要依法治国，但是有些人不同意，说要依法治国，那么党放在什么地方呢？这就牵扯到法治与法制，我也写过这是不同的概念。到了后来更进一步，依法治国原来我是主张的，别人是反对的，我自己更深入来理解的话，恐怕这个依法治国的提法也不太合适，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依法治国，谁来依法治国，说的还是统治者来依法治国，应该是法律统治，一切都要服从法律。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在党的十三大，赵紫阳做报告，他又提出来高度民主、法制完备这些口号，我就给他写信，说法制完备这样的提法不好，因为法制什么时候也完备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法能够得到执行，法律再完备没有很好的执行是不行的，应该写的是厉行法治，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行必严、违法必究，赵紫阳根本没有理我这封信。我也给胡耀邦写信，要实行法治，并写入文件。高饶事件以后，高岗自杀，饶漱石被关到监狱，始终没有宣布他犯了什么罪，一直关到1975年死，我说这种教训是要全党实行法律，不应该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时中央成立了一办、二办、三办处理关于刘少奇的案子，像我们这些人被逮捕到秦城都是交给一、二、三办来办的。胡耀邦对我的信马上有批示，于浩成提的这个很好，写入文件现在还不太可能，请公安部党组向于浩成解释。 1979年3月31日理论务虚会闭幕式上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来在一次中宣部召开的小型理论讨论会上（大概是两周进行一次，这个范围比较小，不像全党理论务虚会人那么多），我被邀请出席，会上胡乔木就发难了，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媒体还没有很好地加以宣传。《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就说不是这样，我们发表了李洪林同志的文章。胡乔木说他的文章是从反面提问题的，怎么能说是正面的宣传？后来我就把李洪林写的几篇文章出版了一个小册子，题目就是《我们坚持什么》，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我们坚持什么样的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从另外一个面提问题的。出版以后受到追查，他们查到公安部，我说这些文章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写的，而且都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我有什么责任？拒绝了这个事，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情。 除此以外也参加了当时关于文化的讨论，中国要蓝色的文明不要黄色的文明。中国原来是农业社会，西方很多国家已经进入工业社会，所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逐步进步的过程，不是说中西之争，是中国的好还是西方的好，而是时间先后的问题，西方是比我们进步的社会，也曾经有过这方面的争论。 最后就是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那已经到了八九前夕，实际上新权威主义意思就是让中国学习新加坡李光耀这一套，后来才知道赵紫阳也是主张新权威主义的，而且他跟邓小平还有过谈话，邓小平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不管叫什么吧，反正就是说经济上可以开放，但是政治上还要加紧控制，这样才能很好地发展经济。这个正是后来到90年代以后“中国模式”的产生，由于当时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产生这样一个结果。 《大师》：1985年您接受香港《镜报》的一个采访，谈大陆法治的理论和前景，结果被迫辞去了群众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你谈什么了？ 于浩成：当时香港《镜报》的主笔来北京采访我，我大概谈了11个问题，头一个是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我也同意严家其提出来的要解决领导干部终身任职制，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我就讲由现任领导人来指定下一代接班人，毛主席死了以后，华国锋接班，就是你办事我放心，这还是一种封建继承方式，不是民主的方式。第二个问题我就谈到关于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口号，大家都认为是好，我就说改革应该有一个总体设计，否则这边改了，别的地方没有改，有很多矛盾产生。还有我认为法律一旦确定以后，应该遵守，但也允许还要讨论这个法律，否则言论自由就没法办了，将来法律的修改也无从谈起。我还主张成立司法部，主张律师不应该是国家干部，而应该是自由职业者，独立于政府。这样谈了11个问题，登出来以后，当时我正在外面开会，马上把我召回，部里写报告给中央说于浩成发言犯了政治错误，当时胡乔木给予批评，乔石也说应该给予严厉批评，最后胡耀邦批示调离原岗位，1985年我正好60岁，年龄也到了。这个批示公安部也瞒着我，我问有没有这回事，说是没有，反正不答复我。别人都传遍了，说于浩成犯错误调走了。我写报告给乔石，我被评为编审，是业务干部，年龄的限制不止到60岁，乔石看了以后也不好批，他就说请公安部党组处理，结果还是让我走，到1986年3月算是离休，也没有任何处分，实际上就是罢官，当时媒体有很多反应，说于浩成因言获罪如何如何，部里也讲了，就是因为外面媒体有这样的反应，所以对你进行冷处理，拖到1986年3月才正式决定。当时对于是不是要分配别的工作也有很多争论，有很多人保护我，比如刘复之认为我可以到法学会去做副会长，还有的说我是不是留在出版社做顾问，还有新成立了一个政治研究所让我做所长，但是这些提法都遭到当时其他一些副部长反对，所以我就完全离职了。后来我自己受聘为南开大学法学所名誉所长，首钢一个法律与社会化研究所所长。 《大师》：那次采访其实在外面影响很大？ 于浩成：外面影响很大。现在看起来很多我说的都不幸言中，后来他们也说了，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你说得太早。邓力群曾找我谈过话，说我们不能比中央还聪明，什么问题等中央决定了再说，你不能说早了。 《大师》：邓力群跟你说这个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于浩成：当时是这样的，邓力群1962年被派到公安部来写政法工作四年总结的时候，跟我认识了。1979年他曾经找过我起草64号文件，关于中央关于刑法和刑诉法的决定，他那个时候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找我和法学所的王家福、李步云、刘海年，由我负责一个小组来起草文件。邓力群有一次在会上派秘书告诉我，他准备找我谈话，后来就打电话，把我找到中南海来谈，当时的意思是想争取我，我要搞自由化活动，劝告我，但是他的谈话没有起到效果，我还是我行我素。 《大师》：像你刚才说到自由化，李洪林在《中国思想运动史》里把80年代的自由化分成了四个时期，您被列入开除出党的12名自由化分子，那是算在第几个时期里了？ 于浩成：我没有注意到他分了几个时期，反正最初开始挨整的是阮铭和郭罗基。阮铭当时在党校理论研究室做副主任，文革时曾经担任中宣部造反委员会的主任。王震担任党校校长时，一到党校就把阮铭给撤了。后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郭罗基，邓小平一定要他调走，由北大调到南京大学。后来到1987年1月，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1987年夏天在北戴河的会议由赵紫阳组织，根据邓小平下发的名单，王若水劝退，吴祖光劝退，张显扬开除党籍，苏绍智撤销党内外的职务，这又是一批。正好到中午12点，所以不讨论了，其实名单上接下来就是于浩成、李洪林、戈扬、管惟炎。可是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到了八九关了一年半以后解除监视居住，开除党籍，行政上降职，由正局级降为正处级。我知道的就这么些。 《大师》：当时的名单是怎么收集的？ 于浩成：完全是由邓力群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来做的。早在1985年我罢官之前，他们研究室就印发了一个党内资料，关于自由化分子的资料汇编，出了几期，比如王若水是一期，我跟李洪林是在同一期，早就开始收集这些人的黑材料。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就讲，我们以后不再搞运动了，可是后来他又搞了，清除污染，反自由化，都是不叫运动的运动。 《大师》：其实80年代本来是思想开始开放了，搞两个运动，历史又倒退了？ 于浩成：又倒退了，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况。 《大师》：1989年您被开除党籍而且被关了一年半，这是第二次坐共产党的牢了？ 于浩成：大家都开玩笑说二进宫，我也是。 《大师》：现在很多人谈到改革，有人怀念80年代的改革气象，也有人认为80年代的改革遗留下许多制度性的问题。您如何反思80年代？80年代有哪些正面和负面遗产会影响未来？ 于浩成：我觉得80年代的改革还不够，而不是过分的问题。比如对于改革真实的想法，也只是在私下里讲，没有公开讲，要是公开讲更是大逆不道。可是认识是应该深化的，改革也是应该深化，只是我们做得还不够，甚至就这么一点表现居然受到那样的镇压，所以这个问题不在我们自己。当然对于这些问题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比如当时魏京生提出来反对邓小平提得太早。再比如说有一次六中全会上要通过胡耀邦提出来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我们提出来很多关于所谓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口号，邓小平就说自由化我们坚决镇压。所以我觉得不在于提的东西太早或者太多，因为不管你怎么样，当时邓小平的主意已经定了，他历次讲话已经表示坚决反对自由化。 《大师》：能否请您再总结下你在80年代的政治取向？刚才也断断续续谈到一些了。 于浩成：我从80年代初期接受文革的教训进行反思，提出了中国一定要走民主化、法治化的道路，所以当时社会上提出了民主和法治，还是对的，可是那时候大家对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认识不是很清楚，我个人也是一步步深入的。 再后来看起来只有宪政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所谓宪政就是提出来权力要制衡和监督，也就是说只有允许有反对派存在的自由，才叫做民主呢。我在《镜报》上发表《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观》的时候，特别提出来，胡适也说过独秀你抓住了真正民主的关键，就是那十几个字，应有反对派的合法存在。今天就是这样，中国根本不允许任何反对派存在，不管是党内也好还是党外也好。台湾就是由于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才开始了台湾的民主化。这两者比较起来，先易后难，比较好做的还是开放报禁，政府不需要花费任何代价，只要你不去禁止他就行了，开放报禁应该成为我们改革的一个切入口。下一步就是开放党禁，成立其他的党派。早在1988年，统战部召开政治多元化（实际上就是多党化问题）的讨论，开了三天，当时我就主张有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参加，共同制定一个大中华宪法，成立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在我后面发言的杨百揆（曾和李克强一起翻译《法律的正常程序》）就讲，只有国民党回大陆，能够自由存在，中国才能解决问题，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监督共产党，现在那些民主党派都是花瓶。 《大师》：其实五十年代的时候还有《共同纲领》，反右时直接拿民主党派开刀，那之后民主党派也就不吭声了。 于浩成：《共同纲领》本来就已经很有限度，当然比起后来的宪法，它作为临时宪法还是好的，当时共产党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外表上好像比较民主的样子。当时共产党请客，民主人士纷纷从外面回来投奔，毛一见到他们就说，哈哈，你们都上了我的贼船了，同时郑重地跟这些人讲，外交、国防、公安这三个部完全由共产党来主持，你们各民主党派甭指望来参加，连副部长都不可能给你们的，分了其他几个部长职位，后来部长纷纷改为人大副委员长，那就是没有实权了。 《大师》：您90年代出国访学，参加的正好是宪法与宪政的研究项目。 于浩成：回顾80年代我们对民主的认识逐步深入，认识到只有宪政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恰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宪政与中国的研究项目，他们就聘请我参加，后来还有很多别的地方邀请，香港也有约请，法国也有约请，加拿大也有，结果部里都不同意。到1994年5月，部里忽然同意我出国去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项目，由于美国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在那一年三月访华，他提出了六个人的名单，第一个就是我，要求公安部同意出国。这是我第一次出国。1995年5月这个项目结束以后，又到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大师》：像这些访问一直都是以宪政宪法为主题？ 于浩成：对，研究题目都是宪法宪政这些问题。 《大师》：想请您对五四、七五、七八、八二这四部宪法的制宪的得失成败做一个总评？ 于浩成：我写过一篇中国宪法简史收在《人权与宪政》这本书里，关于中国的四部宪法的过程和评论都有所叙述。总的来讲这四部宪法都属于专政的宪法，因为完全是从苏联学来的。比较起来还是五四宪法稍微好一点，比如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言论、结社自由都有。七五宪法有罢工，毛主席说可以罢工，但是其他宪法都没有。七五宪法是在四人帮的时候制定的，非常简单，而且左得很，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既然在共产党领导下，又怎么是最高呢？应该是次高，这个非常地不合理。所以四人帮垮了以后，马上搞了一个七八宪法，当时华国锋主持政务，叶帅也出了力，把七五宪法左的东西稍微纠正了一点，没有什么新东西。后来就是八二宪法了，就是我们现在的现行宪法，决定把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序言，当时由彭真来主持。整体来讲，这些宪法的弊病很大，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务是从苏维埃学来的，全国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那么多人都来，没有办法讨论问题，所谓人民代表就是官员和老百姓都可以是代表，安排在一起讨论问题，人民怎么监督官员呢？而且很少开大会，来了以后都是分省小组开会，这些代表是不是人民真正选出来的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主张，一个是议会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像西方的议会一样，甚至可以实施两院制。第二个是开会的人要少一些，要可以讨论问题。中国前几年改进了，加大常委会权力，还决定人大常委委员不得兼任一府两院的工作，我当时就写过文章说这是三权分立的开始，所以中国不是完全反对分权制衡，甚至邓小平在1982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文章中也讲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这在西方英法国家是不可能的，可惜毛泽东虽然看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才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我们的宪法最后从整体来讲是一个专政的宪法，这跟制法者的一些观点有关系，毛对于宪法的定义就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谁来治国安邦呢，当然是统治者，所以他们来制定管理国家的办法。但是孙中山就不同，他说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亦政府之结构法也。所以制法者对于宪法的认识不同，立法的观念就不同，一个是民主的宪法，一个是专政的宪法。像美国，《独立宣言》也可以说有宪法前言的性质，就讲了人民有推翻政府的自由，政府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如果不满意可以去推翻。 宪法还有刚性和柔性之分，刚性宪法就是很难修改的，像美国修改宪法有3/4的议员通过，还得各个邦都要通过，美国有一些是修正案，后来就没有了。中国是柔性宪法，所以几乎每开一次代表大会就有一个宪法修正案，这个是很糟糕的。 《大师》：目前来看，会不会先把八二宪法从纸上宪法变成现实的宪法，是不是更现实一些？ 于浩成：如果当局能够同意很多主张进行改革的话当然也很好。过去我们要求政治改革，结果没有用，根本不被接受。现在我们提出来一个接近于宪法草案的东西，提出主要的一些原则，大家来讨论，共同争取能够实现。 《大师》：那您认为现在八二宪法当中有哪些制度亟待落实，能够推动改革的？ 于浩成：我觉得迫切需要改革的，比如说党政分开，现在党和政府根本是混在一起的。还有司法独立这一点，法院首先要听党的话，而不是按法律办事。还有人大议会化等问题，我想初步的方案就是把人大代表大大减少人数，像英美议会那样，这样才能真正讨论问题，决定问题。而且要有专业的认识，跟本地区的公民有密切联系，是真正反映人民意见的不是说由踢球的唱戏的这些人来决定国家大事，他们可以来提意见，但是要真正来决定的话得经过专业人士讨论。政协是不是可以考虑改为参议院，人民代表大会改为众议院，实行两院制是有好处的，有相互制衡的作用，有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民主是纠错的机制。在八二宪法制定的时候也曾经考虑过是不是实行两院制，胡乔木提出来，因为苏联是两院制的，但是被彭真一口拒绝了，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好的。政协现在的地位非常尴尬，在法律上是什么地位？政协主席出访，你是作为一个议会的主席还是什么机构的主席？这些方面需要改革的很多，主要是这些原则要合乎宪政的原则。 《大师》：现在还有一种主张不知道您怎么看，认为传统儒家道德是实行宪政很重要的道德资源。 于浩成：完全错误，百分之百的错误。对于儒家的问题，我想五四时期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说提出科学与民主，同时也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我父亲是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领袖，我生在五四之后的六年，从家庭环境来讲一直是接受五四的影响，民主主义思想从小就奠定了。我始终认为，像鲁迅讲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孔夫子很多主张都是为统治者设立的，而不是为了人民，更重要的是自从董仲舒提出，汉武帝接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就是一种专制的意识形态了。现在很多人提出来孔子关于做人方面有很好的东西，这个我承认确实是，但并不提倡他的政治主张。后来毛提出来批判孔子，“劝君少骂秦始皇，孔学名高实秕糠”有这么一首诗，当时郭沫若是借批判书来批蒋介石专制，批国民党一党专政，毛自比秦始皇，他要搞法家那一套。所以文革的时候，是批儒反孔平法，事实上是尊法。到江泽民开始又实行法治与仁政的意思，当时我就不同意。现在又把孔子举出来，完全是历史的倒退，一度把孔子的像搞到天安门，跟毛遥遥相对，非常可笑的局面。而且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宣扬中国的文明、软实力什么的，完全是荒谬的。所以过去打破儒家的垄断专制，就是要恢复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结果现在又独尊儒术了，完全是倒退。这些人实际上开历史倒车，比如说新儒家，实际上根本不成气候。 《大师》：能不能由此就说他们缺乏理论的创建和资源，所以才会倒回去从传统里找理论资源？ 于浩成：也可以有一点吧。 红二代纪念李作鹏百岁诞辰讲话集

红二代纪念李作鹏百岁诞辰讲话集

黄春光：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共产党不一样。。。。。。我也曾经说过，如果共产党下台，别的什么党上台，我们在坐的这些人绝不会是他们的基本力量，也不是他们的依靠力量，我们的生命是和共产党连在一起的。是共同的、是和党共存生死的。

李冰天、邱路光、林豆豆、陶斯亮、罗东进、黄春光在《李作鹏、邱会作百年纪念赠书会》上的即兴发言 李冰天：父亲李作鹏临终前说自己的骨头都是红的 尊敬的各位老大哥、老大姐，尊敬的各位战友、朋友、同学们，尊敬的各位嘉宾： 大家好！ 今年四月是我父亲和邱会作伯伯诞辰一百周年。邱伯伯是4月16日生人，我父亲是4月22日生人。我和路光大哥在这里共同请大家聚会，这是一个很真情、很友情、很亲情的聚会。我首先代表邱、李两家人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 我父亲和邱伯伯都是江西老表，是穷苦人出身。他们和其他老前辈一样，在生与死的战火考验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是无话不说的老战友、老朋友。 在“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浪潮中，他们15、6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很多老领导、老首长的培养教育下，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在硝烟弥漫的枪林弹雨中，在他们的英勇奋斗中，不断成长、不断进步。虽然，他们的后半生非常艰辛、非常坎坷，但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他们对党的无限忠诚，他们对共和国的真挚热爱从未改变过。 在我父亲的遗物中，有他精心保存了—辈子的三千多张珍贵历史照片。这些照片都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2011年，我父亲的《回忆录》出版之后，我和我弟弟李炎天，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仔细整理和修补照片，终于完成了这本纪念册。我们给纪念册取名为《沧海永生》。路光大哥和妹妹京京也和我们一样，认真编辑整理了—册《邱会作画传》。 今天，我们将纪念册和画传献给我们敬爱地父亲和母亲。也送给在座的各位嘉宾。 《沧海永生》和《邱会作画传》都收录了两百余张历史照片。它真实记录了父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艰苦经历，真实记录了父辈为新中国军队建设的不懈努力。他们的一生曾亲身经历了许多次刻骨铭心的时刻，而珍藏的老照片，正是那一历史时刻的瞬间定格。 在这些老照片中，同时还记录着父辈生前各个时期与几百位老领导、老战友的合影。他们曾是一个战壕户并肩作战的生死战友，也曾为新中国的军队建设一起奋斗。他们的血与汗流在一起。他们都是真正顶天立地的革命军人。 这些历史照片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回忆，更重要的是通过老照片的内涵，薪火相传着革命前辈的理想、信念、意志和传统。 回顾戎马四十年，邱伯伯说：“我们家是三代同堂闹革命，那时我刚刚十五岁。经过了枪林弹雨，经过了艰苦岁月，经过了南征北战，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培养下，我逐渐成长起来了”。我父亲也常说“战功应记给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无名英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普通一兵！”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都是革命军人。面对生生死死和起起伏伏，他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实践着“永不叛党”的誓言。 晚年，邱伯伯对胡阿姨说：“我是江西的穷苦人，你是陕西的穷苦人，不参加革命我们怎么能走到一起，我们参加革命是对的！” 在我父亲病重的最后时刻，他把我叫到病床前。他右手指着左臂，用极微弱的话语对我说：“我十六岁参加红军，跟党革命出生入死，我的骨头都是红的！”父亲用最后的气力说完这句话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从此再也没有睁开。 这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遗言。 现在，每当我翻看这些照片时，仿佛当年的战火硝烟还未散尽，“打靶归来”的歌声依稀缭绕耳际。我崇敬那一代革命军人。父辈们巍耸的身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苍茫大海，波涛滚滚。那里将是我父亲、母亲永远的归宿，但是老一代革命军人的气概和精神在我们心中永存、永生！ 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追思先辈，缅怀英烈，牢记革命传统。 谢谢大家！（李冰天系李作鹏之子） 邱路光：父亲邱会作说自己后半生吃了“共产党”的苦 我们这个会是很真情、很友情、很亲情的聚会，请老大哥、老大姐和父亲老领导、老战友的子女来参加。我和冰天的父亲百周年了，我们认认真真做了《画册》，表示对父亲的怀念，尽个孝心吧。把画册赠送给大家，使大家对我们的父亲的一生有一个了解。 我父亲生前常说：你看天上的星星这么多，中国革命是群星灿烂的，我只是颗小星星。那些革命的领袖人物，那些老首长、老领导，那些老上级、老战友，他们过五关、斩六将，出生入死、建功立业的故事多的很，我自己没有什么好提的，在革命的队伍里成长前进。在这个队伍里我有名字，并不算有“名气”。不过我这一生是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奋斗的。 父亲说他的历史很简单，参加革命穿军装，被打倒脱军装；前半生享共产党的福，爬雪山过草地那么艰苦但也是享福，后半生吃“共产党”的苦，他一直坚信他的问题会实事求是地解决，但这一天他没有等到。他常说，他是以革命为职业的人，失去了革命工作就失去了一切。他的后半生过得非常艰辛，非常坎坷，甚至非常屈辱，连做人的尊严都没有，真是困难重重（他的暮年陕西省委干休所对他很好）。但我父亲很豁达，很努力，他在西安上了老年大学，并认真认真写回忆录，坚持了近20年。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无怨无悔、矢志不移地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我们的革命事业。 父亲一直很怀念我们革命队伍的领袖，怀念自己的老领导、老首长、老战友。在他困难的日子里始终有老战友在关心我们，从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到许许多多老战友。借此机会我代表全家向培养、教育、关心、帮助我父亲成长进步的老领导老首长老战友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意。向在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老领导、老战友，老朋友、新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邱路光系邱会作之子） 林豆豆：对革命的历史遗产应当有更深刻的思考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这个会，向大哥大姐及弟弟妹妹问好，我刚从南方回来，在广州、珠海、深圳见了很多四野的后代，都是经过了革命战争以后的，凝结了深厚的感情。所以今天到会的都带着这种感情来的，一进门就感到了这种氛围，就一直在激动。我想我们的社会及我们的人民都非常关注我们党的这段历史，我们党经过了很多的苦难，取得了辉煌，但是，就像东进大哥说的：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有沉重的包袱。所以今天我们纪念李叔叔、邱叔叔，都能够看到他们后代作出了这些画册，这都是很珍贵的历史财富，我想我们不止停留在举行活动、出书、制作铜像等。我这次去了黄陂，当地准备做湖北籍的元帅、将军铜像，这都有是好事情，但还应有更深刻的内涵、更深刻的思考。 我想以此次勉励大家。谢谢。（林豆豆系林彪之女） 陶斯亮：我们红色的后代应当支持习近平改革反腐 没想到让我讲话，我本来昨天晚上想去买一束白色的花束，想献给邱会作叔叔，但是人家告诉我，百年的纪念活动不能送白花，所以今天来我幸亏没带花………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我接到春光给我发的邀请通知后，我特别的感动，也有点五味具全。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源于一段历史吧。我这个人啊，自认为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甚至我爸爸说我是一个温和到没有什么原则的人，就是我只会右不会左。但是，在文革中我因为参加了二医大红纵，没想到这个红纵就是反邱会作叔叔的，因此我也就被卷入了进去，邱叔叔那时是总后勤部长。66年国庆节我上了天安门城楼，被李纳带到主席身边，我紧张的、语无论次地就跟主席也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对邱叔叔压制我们不满。那时候群众一起来，就一哄而起，就压不住，邱叔叔吃了大苦。我绝对没想到我那么一个小毛丫头怎么能搅得天翻地覆地，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一生心中都是一个心病，我想随着岁月流失，可能这件事不知不觉地就过去。 可是呢，人对自己的一生所作所为都是要负责任的，我们都说人的头上是有神灵的。所以我想，借这次机会向邱会作叔叔表答我最真挚的谦意，请原凉我年青时候的幼稚和无知以及狂热，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对任何人都没有私仇，就是好象中了邪一样，就是不由自主地去做一些荒唐的事情。好在我父亲和邱会作叔叔的友谊没有受到这个影响，他们依然是非常相互欣赏的老战友，这点让我欣慰。 我觉得现在今天参加这个邱会作叔叔和李作鹏叔叔的这个活动，我觉得有个想法，就是不管过去怎么样，人民已经为他们平反啦，我曾经听张思之说过一句话，他是公审时的大律师，他跟我说，那根本就不是法律审判，是政治审判。他说如果让再做他们的律师，我会做无罪辩护。 所以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不论是林彪叔叔，永胜叔叔，吴法宪叔叔、李作鹏叔叔、邱会作叔叔，其实人民已经都是在正面看，已经铭记了他们，认可了他们的丰功伟绩，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欣慰的。所以现在，从我们来说，我刚才听了一句话，就是李作鹏叔叔临终前说他的骨头都是红的，这个话让我非常感动。 我觉得我们父辈用革命的一生，用鲜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红色的基因，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因不能让他退色，我们应该把他传承下去。 我们现在被人叫什么高干子弟、什么官二代、什么太子党，我觉得这些都非常不准确，我更愿意承认我们是红二代，因为我们确实是红色的第二代，我觉得这个称呼还是比较准确的。我们红二代应该支持习近平，把反腐进行到底，因为现在的反腐败进入了最关健的时刻，可以说进入了白热代的阶段。 还有就是我们也支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的改革，因为这场的改革比起我们第一次的改革可能是更深刻，我们八十年代的第一次改革，那个时候的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恢复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我们的这次的改革，是让我们全部的中国人都富裕起来，进入小康社会。 我觉得我们红色的后代，我希望我们发挥我们的正能量，能够支持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把反腐进行到底，把改革进行到底。我非常谢谢路光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了了心中这个心愿。 谢谢。（陶斯亮系陶铸之女） 罗东进：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都很厚重 今天参加李作鹏叔叔、邱会作叔叔百周年我感慨而说。这两位叔叔还有黄永胜叔叔，他们都是从井冈山，从中央苏区走出来的，是和我父亲他们一齐参加革命走到陕北。以后呢又同时走到了八路军115师，以后有的又转战到了山东，有的又到了新四军，以后抢战东北又都回到了，基本上是115师所有的原来老同志，大部分到了东北。当年我们的父辈在那艰苦的环境当中，跟着毛泽东同志建立了这样一支人民军队，经过长征、经过抗战，最后中央决定抢占东北，然后，他们到了东北，在东北又开始了建立革命根据地，搞了两年多一点时间，由进入东北的十一万多部队发展成百万大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又一直打到了海南岛，他们为我们国家的建立，为我们这支军队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事迹，他们的作风，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至于后来的问题我只想说这么一句，我们党的历史厚重，我们军队的历史也很厚重，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继承发扬，我们党的历史和我们军队的历史也有他沉重的一面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在犯，我就说到这。谢谢。（罗东进系罗荣桓之子） 黄春光：天下是父辈打下来的我们不能背叛他们 今天看到这么多朋友、这么多老同学，还有父辈身边的工作人员来参加这个会，这就是说李作鹏叔叔、邱会作叔叔在我们这些来参加会议的朋友心目中，都是在纪念他们，怀念着他们的。我的父亲和两位叔叔有比较深厚的战斗友谊，在红军时期，我父亲当特务连连长的时候，李作鹏叔叔在他手下当班长，后来在辽沈战役，堵截廖耀湘的时候，我父亲在六纵当司令，李作鹏叔叔当副司令。他们在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并肩战斗过，出生入死的战友。 和邱会作叔叔那感情就会更深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李作鹏叔叔的时间更长，47年成立八纵以后，我父亲当军长，邱叔叔就在八纵当副政委、后当政委，他们在东北47年的秋季攻势开始并肩战斗，那时候八纵才成立了两个月，后来到了平津战役，作为45军他们又去打天津，又在一起并肩战斗，那真是出生入死，在炮火中凝成了友谊。 我从小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就是回到邱会作叔叔家中过周日，那时我和刘卫兵，都在101上中学，因为家都不在北京，就到邱会作叔叔家中过周日，所以说还有养育之恩。 还有就是在延安时期，我父亲44年初刚到延安不久，他带着教二旅到延安，他还不认识邱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认识邱叔叔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那个时候路光在得痢疾，可能现在很多年青的不知道，那时候我们40年代出生的都知道，延安是很艰苦的，得了痢疾是没有什么好药，路光那个时候得了痢疾都拉的脱水，小命都快没有啦，不知道邱叔叔怎么知道了我父亲身边还有几粒痢特灵，他不认识我父亲，也就不好张嘴，就请了杨梅生伯伯就设了一个牌局，请他来打麻将，那在打麻将的过程中就提出来，啊呀我儿子得了痢疾，现在那小命都快完完了，我爸就说：还好，我这里还有几粒痢特灵，因为我父亲就有这个痢疾，经常拉肚子经常拉痢疾，所以他还有几粒痢特灵，他就毫无犹豫地，毫无保留地叫警卫员把药拿来了，送给邱叔叔，就这几粒痢特灵救了邱路光一条小命（拍手）。他才可以在这里和我们一块共同举办这个纪念他父亲一百周年。 所以说，我父亲他们一代的战斗友谊是很深很深地，我和李叔叔的大女儿李大征是曾经的同桌的你，和路光我们更是，用一句话讲就是从小一块撤尿和泥这样长大的。所以两代人的情谊是很深厚的，我今天能够参加今天这个聚会我也是很高兴的，我在这里还要讲，就是刚才东进大哥和亮亮大姐都说了，就是说我们的父亲，他们一生对自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跟着毛主席，在毛主席领导下闹革命，忠于自己的党，忠于自己的领袖，忠于党的事业，他们一生无怨无悔，他们至死也没有一个人说过怨言，他们一辈子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他们都是无怨无悔。 作为他们子女，我今天也要向大哥大姐们弟弟妹妹们表个态：我们作为他们的子女，我们也是无怨无悔的，因为我们生在共产党的怀胞里，是党的乳汁把我们养大，把我们培养成大学生，还有很多人，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了将军、高级工程师、高级干部，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领袖毛主席。 我父亲曾经说过一句话，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党是多灾多难的，确确实实我们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的党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挫折，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磨难，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这党才在成长壮大起来，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才取得了共和国的胜利，才建立了新中国。 亮亮姐曾经说过一次话，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共产党不一样，我是感觉这句话，亮亮姐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党的肌体被一些贪官污吏，被一些大老虎、小老鼠给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但从历史上证明我们这个党有自洁的功能，能够清除自己身上的腐败，能够清除自己身上的错误，历史上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党是在不断从自己的错误的斗争中一步一步成长，一步一步壮大，一步一步取得胜利的，刚才亮亮大姐说了，应该要支持习近平同志，我在这里也要说一句，我们应该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因为他现在上台执政一年多，搞了惩办腐败、惩办贪官、惩办大老虎、惩办小老鼠等是符合民意的，也是符合我们大家的心愿。我曾经说过，我们父亲是共和国大厦的一块砖石，我们这些子女是共和国大厦的小小一块石子，我也曾经说过，如果共产党下台，别的什么党上台，我们在坐的这些人绝不会是他们的基本力量，也不是他们的依靠力量，我们的生命是和共产党连在一起的。是共同的、是和党共存生死的。所以我应该和我们的党，应该同呼吸共命运，要支持我们的党，要支持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因为这个事业是我们父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天下，打下来的事业，我们不能背叛他们的事业，不能背叛我们的父辈。 谢谢大家！（黄春光系黄永胜之子） 本文文字来源第四野战军第一门户网站，共识网综合整理，原标题为：李作鹏、邱会作百年诞辰纪念会讲话摘录 阅读详情:http://www.backchina.com/blog/340904/article-200715.html#ixzz3wD2A4kUR

朱學淵 （纽约多维网文章）朱学渊：无法用“违心”来撇清周恩来 朱学渊纪言：我转发《(北京多维网文章)高文谦前辈：他不该写《晚年周恩来》》一文，是因其要害在“金冲及坦承，高文谦书中引用的史料并没有编造”。至于高文谦如何运用这些史料，那就是所谓“史”与“论”的关系，如果他“史”而不“论”，那就干脆是“编年”了。至于金冲及说的一些类似“毛主席料事真如神”（萧华语）的党性胡话，才是“违心”的假话；而从文中我则读出他的真心是认同高文谦的诚实，是同情高文谦幼年的遭遇的。《晚年周恩来》是流芳中国历史的一方坚石，十余年前我应纽约多维出版社之请为该书作评，其时我并不认识高文谦，稿酬仅三册《晚周》而已（是真，也是时过境迁的戏言）。 朱学渊旧文：无法用“违心”来撇清周恩来 ——也读《晚年周恩来》 可读性极高的《晚年周恩来》的问世，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作者高文谦先生的父母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忧国忧民而参加了共产党，可是共产革命的胜利没有给中国送来光明，高先生的父亲先就因言获罪而被远放，母亲在文革中又被囚禁在秦城监狱七年之久。因为天分和勤奋，高先生文革后就成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成员，把握了大量中共资料，还亲访过王力、吴法宪、纪登奎这样一些文革要人。“六四”的血腥，使他在“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位上脱离共产党。高先生的母亲是爱国名人林则徐之后，在母亲的鼓励下，他用良知和心血，十年才写就了这部《晚年周恩来》，事实证明这是一门忠良。 《晚年周恩来》的贡献，在于作者全息地俯瞰着中共的历史，而又能将文革的浩繁人事融会贯通，围绕周恩来与毛泽东自江西“宁都会议”以来的恩恩怨怨，夹叙夹议地揭示毛泽东的“妖孽”本质；而之于谨守“晚节”周恩来，作者却又把感情留给读者们，褒贬由你了。读《晚年周恩来》，如受作者一派正气的濡沫，是一件难得的快事。文化大革命起头时，高文谦先生年仅十三岁，却又能对世事的理解如此透彻，我想一则生有乃祖之遗风，二则是逆境的催动，使他早生了担当历史重纲的抱负。 “历史”就是“故事”，英文里的history也是从story一字派生而来的，因此惟“真实”才是“历史”。然而，中国各代史都是由后朝“官修”的，为维持“皇纲”和“帝统”，“后朝”都竭力为“前朝”美言，这就是中国历史充满谎言的传统。而中国共产党就更其然了，连当天发生的事情都说假话，它将来的“历史”自然是没人信的。而李锐先生以与毛泽东的私交和亲历，李志遂先生以贴身的近距观察，分别写就了《庐山会议实录》和《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而《晚年周恩来》又继往而来，却为爱史的中国人重建了诚实的信誉。 我也见过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时，四川搞了个“二月镇反”，同校教书的一位体育教师被抓，我们几个要好朋友到北京去“告状”，在地质学院里和西苑饭店里住了两个多月，等待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五月初的一天深夜，“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代表”，排不上号的在台阶上等候消息。后来说首长要多见些人，我也进去了，于是见到了全部“中央文革”的成员。 三十六年过去，惟对周恩来和康生的形象还有记忆。那天“首长们”都穿军装，只有康生着中山服，敞着领子，露出了雪白的衬衣。周恩来和康生还不时站起来走动，手上还端着茶杯，他们个儿不高，容颜端庄，红光满面；那年头百姓们面有菜色，我头遭见到气色这般好的中国人，因此第一个闪进脑子的念头是“他们大概天天吃肉”。记得有人嚷着要成都军区司令员“韦杰站起来”，韦杰是个小老头，老老实实地站起来，周恩来很和气地说：“还是让他坐下吧。”他南腔北调的讲话很平稳，并没有躁动的“革命热情”。那时，我以为文革很快就要结束，对“中央首长讲话”并无很大兴趣，只是把他们的表面看了个够。 人们都说周恩来很英俊。据说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与一班文化人接触很多，演《桃李劫》的陈波儿暗恋他，常常来纠缠；邓颖超女士发现了不正常的信号，就把大家聚在一起吃饭，收了陈波儿做干女儿，才了了这番“儿女情”。这事虽小，却使我觉得邓颖超也是个知情理的人。“天安门事件”时群情激愤，周恩来博得了太多人的爱，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可是天长日久，共产党毛泽东的阴毒愈暴愈多，“周恩来、邓颖超是伪君子”，又成了我对他们的定论。 初到美国，“恶补”了一大堆海外中文报纸，至今还记得关于周恩来的两件事。一是西德《明星周刊》五十年代报道，他在德国期间（一九二二年初至二三年七月或十一月），与一个叫“史蒂芬”的十八岁的女子相爱，她为他育有一子“库诺”。后来史蒂芬失却了周恩来的音信，库诺长大遇上了战争，被送到东线去作战，战死在俄国。二是“顾顺章灭门案”，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工负责人之一，周恩来的助手，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机关造成重大伤害，周恩来和康生率领“红队”将他全家杀绝，然后周恩来自己去了江西。 《晚年周恩来》记录了他与毛泽东的一世纠缠。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书生们不得不盲从，夺了毛泽东兵权，反围剿斗争就失败，红军损失惨重，长征途中在遵义，周恩来不得不向毛泽东认错。从此，周恩来后半生就成了一个“戴罪之人”。而毛泽东生来刻薄寡恩，不时要拿别人的过错来敲敲打打；即便周恩来检讨认罪不完，毛泽东也不宽恕他。几十年后，还要用“经验主义”的紧箍咒缠他，用“伍豪事件”的叛徒嫌疑暗示他，临死还被清算“投降主义”。在得了不治的癌症后，毛泽东赐他早死，他就不敢不先死了。 《晚年周恩来》开卷便道出了周恩来“保持晚节”的惶恐心态：“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周恩来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亲笔信（按，写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回顾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说：‘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读到这里，我大惊：周恩来只比毛泽东小了五岁，怎若儿孙般的谦卑？ 中共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物，都被打入了冷宫，陈独秀早就贫病死在四川江津，王明去了苏联，张国焘去了香港，惟周恩来是“留用人员”。尽管他在党内有资深地位，但与曾是毛派人物的刘少奇、邓小平，或身为嫡系军人彭德怀、林彪不同，他们还可以有点顶撞的胆量，而他周恩来却是万万不敢的。这固然是因为毛的强势而霸道性格，和周的懦弱而懂事的天性；更重要的却是他有过反毛的“不良早节”，使本该有点“革命家”血性的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却象个奴婢了。 四二年，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仕别三年，“红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晚年周恩来》说到一件非常惊心的事情：“周恩来一回到延安，毛泽东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劈头盖脸地批评他在与胡宗南办交涉时破坏了党的纪律……并甩出一句很重的话：‘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毛泽东随意辱骂高级党人是“家常便饭”，张国焘就亲眼见过毛泽东骂张闻天，就如老子骂儿子；而毛泽东对张国焘夫妇，也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甚至于街头戏弄张国焘年幼的儿子，遂使张国焘萌生了去意。而“相忍为党”的周恩来却把这句重话咽了下去。 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是他的智慧和能力造就的。有人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对于打天下的时代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的创业领袖，周恩来只是个“通情理”的守成之才。毛泽东不择手段的谋略，投合了共产党人追求胜利的要求，乃至不计后果地将他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与周恩来江西一度的“瑜亮”情结，早因周在遵义认了“我不如人”而了结；再通过造神的“延安整风”，周在毛面前更丧失了人格独立的尊严，从此就铸定了他们间的“君臣”关系。 会议伊始，共产党既因毛泽东而获得成功的“效率”，亦因他的至尊，而使党内生活失去了“公平”。成败皆因毛泽东，六十年代初中国已经饿死了几千万百姓。可是身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还在那流传一时的《长征组歌》里歌颂“毛主席料事真如神”。几年后，毛泽东就发动“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萧华们和刘、邓一锅煮了，他们这才发现“神”与“鬼”是没有区别的。中国俗语也很精妙，何为“牛鬼蛇神”？非毛泽东莫属也。 《晚年周恩来》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灰头土脸，“精神颓唐，抑郁终日，内火攻心，终于病倒了下来”。他天天想害人，又怕有人要害他，因此拒绝服药。加上参加陈毅追悼会，“受了风寒，导致病情恶化，由肺炎转成肺心病，全身浮肿，整日昏昏沉沉，出现心力衰竭的现象，曾一度昏厥过去”。“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得车来”。作者引用李志遂医生的回忆，毛泽东病中曾经作过交权的安排：“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可是，尼克松即将访华，毛悟出了以外交胜利掩盖文革破产的玄机，于是开始服药，并迅速见效。《晚年周恩来》又记载，经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周旋，“联美反苏”局面实现，毛泽东得意之余，病情亦见好转，于是害人之心又起。一则后悔交权的安排，二则妒忌周的风头，三则担心活不过周。于是指使汪东兴阻止治疗周恩来初发的膀胱癌，又利用“批林整风”勒令周检讨历史错误，七三年十一月借故召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莫须有”地批判斗争周的“投降主义”，江青竟指责他“跪在美帝面前”，周恩来经过此番刺激，精神肉体一蹶不振，而继之而来的“批孔”、“批水浒”、“批宋江”的明枪暗箭，终于将他射倒于病榻不起。 共产党倒置了“群众—政党—领袖”的从属关系，周恩来不仅参与了领袖危害人民的活动，而且在共产党的内斗中，屡屡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以保护自己为前提，不惜牺牲同志。因此，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即便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也无法用“违心”二字来撇清：他究竟是在“毁党”，还是在“护党”？七五年九月，周恩来在施行第四次手术前大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实上，他既没“忠于党”，也没有“忠于人民”；而只是一个平时跪在“领袖”脚边的人，临死想伸直一下。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都很重视“名节”，而他们想保持的“晚节”，今天看来都是些如“忠于毛主席”之类的“污名”。《晚年周恩来》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打倒，就在毛泽东身与名俱裂的当刻，邓颖超却先就要主持平反工作的胡耀邦，把七三年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全部销毁，她忧的竟是毛的阴魂还要纠缠先君的“清白”。这位“天字第一号”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实在是太“不识大体”了，她对即将来临的变革竟毫无预感，乃至今人要为周恩来净身，都失去了一个重要依据。 《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江青夫妇的无耻暴戾，进行了无情揭露。在文革期间，我就听说江青说她是“主席的一条狗”，还听说过她常常自称“老娘”。对这些话，我一直将信将疑：莫非如此高级的政治人物，还说得出这般粗鄙下流的言语吗？可是高文谦先生为它们都找到了出处。读到这些文字，不禁痛心，原来是一个妖孽豢养了一群疯狗，把我们民族的四千年文明，咬得遍体鳞伤；这又如何叫我们去认同那个至今还以妖孽为偶像的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既是一个颠覆政府的革命者，又是一个恪守君臣之节的奴仆。中国产生了这样一个复杂而失败人物，然而海内外还有许多人崇敬他，可见未来还将有后继的失败者。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不良党规，造就了周恩来这样的人物；也有人可争议说，正是周恩来这样的人，姑息了毛泽东，造就了共产党。我们要跳出这种因果循环，只能将周恩来现象归因于社会文化—心理现象，极端霸道的毛泽东和极端顺从的周恩来，都是中华民族封建文化的产物。 然而，从个人人格上来看，周恩来和毛泽东毕竟是不同的。毛说过：“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可见他是一个毫无忏悔之心的“鬼”。而周恩来却是一个很有罪恶感的“人”。他自觉对不起贺龙，一有机会就设法挽回。《晚年周恩来》中杨成武的那段追忆，确实很叫人感动。尽管周恩来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但他毕竟是一个想与人为善的人，一个经常念及别人的好处的人，一个愿意自我谴责的人。如果不入共产党，他未必会是“绞肉机”中的一个大齿轮。 据说周恩来死前私下多次表示，不要忘记过去帮助过共产党的人。然而，毛泽东连郭沫若这样的人都不放过。抗战期间郭沫若写了《十批判书》，批的是秦始皇，骂的是国民党；可是到了七三年“评法批儒”时，以“秦皇”自命的毛泽东竟拿“老朋友”来开刀。《晚年周恩来》说，在七四年“一·二五”万人大会上，江青“有意杀鸡给猴看，郭沫若被几次点名，当众罚站”。众所周知，郭沫若还有几个儿子自杀、坐牢；而有识之士如罗隆基、储安平者，则早就家破人亡了。 周恩来一生都是很痛苦的。死神降临前，一次一次唤醒他的，可能就是顾顺章一家妇孺乞生的哀求声。他或许自慰那是“以革命的名义”，或者自责那时“太年轻，太无知”。一九五四年，他回到阔别三十一年的柏林，一个十一、二岁的德国儿童来求见，说是他的孙子，这当然是东德共产党当局认可后的安排，可是五十六岁的周恩来却将他拒之门外。毕生善解人意的他，难道就不能送孩子一盒糖果，再哄他一下“你奶奶认错人了”吗？而非要让这个受了伤害的幼稚去冥思苦想：莫非是祖父太冷酷，或者是祖母在撒谎？ 《晚年周恩来》说他临终前是很孤独的，邓颖超无言地握着他的手，等待最后的时刻。想必冤魂们一个一个地来给他送行，有的尖刻，有的宽容；周恩来向他们一一谢罪，但“我行将就木，已无力挽回”。周恩来或许是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杀完顾顺章一家后，一位目击者就见周恩来自言自语地说；“今后历史如何看待我们呢？”尔后，周恩来也可能立过这样的大志：“让我们得天下后，做尽好事来补偿。”然而，权力到手的共产党，就成了合法的“断头台”，继续以“革命的名义”，屠灭了无数有形生命，还摧杀着无形的道德和灵魂。 共产主义幽灵在地球上回荡了一百年，周恩来追随了它在中国兴起—挫折—成功—失败，最后却由“领袖”安排了他的死期。可庆幸的是，他死在毛泽东的前头，中国的“后事”由别人去操办了。否则他很可能是中国变革的一块绊脚石，总之他的政治行为不可理喻。他去世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态度是：“我们反对共产主义，不反对个人。”从《参考消息》上读到这条报道，我流下过热泪。又是近三十年逝去，如果人们还能从这位大暴君的卑微助手，与“残暴”同义的“共产主义者”身上，品出一些磨灭不去的人情味的话，那也算是他个人的成功。 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录一：周恩来在德国子孙们 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始传于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周访问东德，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荣誉博士，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被他拒绝。该男子的面貌有华人特性，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她“可能是”德共党员，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的新闻，启发了当时西德《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他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深入“铁幕”采访，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据海德曼报导，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是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一九二三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昵称她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头发深棕色，体态略胖，不久为周生下一子，取名“库诺”。生下孩子十二天后，她被旅店老板解雇，回乡下父母家去了，从此与周断绝音讯。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妻子改嫁，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即古诺·韦尔来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采访时，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记者再访东德，威佛利已长大成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结了婚，已有两个女儿（不是儿子）。他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得意地告诉记者：“我的祖父举世闻名”。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 （摘自金钟编《红朝宰相》第183页） 附录二：洪扬生谈“顾顺章灭门案”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下设中央特科是行动机构，由顾顺章负责，特科下设四个科，洪扬生（一九二四年入党）为一科的负责人，负责总务；二科搞情报，负责人陈赓；三科就是著名的“红队”，又叫打狗队、红色恐怖队，谭余保、王竹友先后任科长；四科是后来才成立的，是电讯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亲自参加了这场杀光顾顺章全家的灭门案。 这场屠杀由周恩来亲自带队，康生(赵容)也直接参与，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四·一二”清党中曾将周恩来从国民党手里救出，但也因为他认得周恩来，所以也一样被杀。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洪扬生亲自杀了顾顺章的妻子，还安排把顾顺章七岁的女儿送去浦东，后来下落不明。在行刑过程中，康生表现得比周更坚决、更冷酷。 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大概讲了这句话后才可以稍微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三一年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武定路等地挖掘这些尸体时，共挖出叁、四十具，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这个“锄奸”的战果。当时哄动了整个上海。 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召集特科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说：“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以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洪扬生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大概没有立功表现，后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后，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领导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因为他知道周恩来作过的上述指示。但潘汉年敷衍了他几句，就将他推出门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时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劳动，五八年再被捕，一直关到七四年，未正式判刑。洪为保卫革命领导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后当然怕他嘴巴不严，乱讲话，而对他实行“专政”，但没有把他灭口。文革结束后，由当时担任外贸部长的李强作证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馆，每个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费。 （林保华文，原载《华夏文摘》，朱学渊删节） 柬埔寨民族杰出人物山玉成 朱学渊按：许多中国人不了解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我向大家介绍缅甸的昂山、印尼的苏加诺，那都不是我写的，而是“盗版”，今天我向大家介绍柬埔寨的山玉成，这是我和周德高先生合著的《我与中共和柬共》中的片断，他与昂山和苏加诺一样，都曾经与日本合作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后来则与西方合作，但是他又是越南共产党的朋友，最后终老于越南。 这个群发地址因为商业的原因，除少数漏网之鱼，无法正常收到邮件，请用jameszhu0513@gmail.com 与我联系。又及 ·日本与柬埔寨的第一次独立 十九世纪后期，柬埔寨逐渐丧失主权，而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反视当时法国在柬埔寨的统治，相当宽松，而且保护传统。柬埔寨王室一如既往的存在，法国也只是有象征性的驻军，和代理外交事务而已。尽管法国殖民当局保护传教士，但佛教信仰也得到尊重，因此柬埔寨始终没有变成基督教国家；法国文化也只是在上层社会发生了一些作用，民间仍然保留了传统习俗。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兴起，日本军国主义又一度赶走西方殖民主义。二次大战前，泰国几乎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独立国家，它在大战期间就与日本合作，侵占了大片柬埔寨西部领土。荷属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运动领袖苏加诺，也与日军合作实现独立。英属缅甸的青年马克思主义领袖昂山，又在去延安的途中转向东京，然后与日本合作赶走英军，今天缅甸“社会主义”军政府的独裁领袖，都是他的思想子裔。 唯独法属印度支那出现不同的局面，一九四○年法国军队被德军击败，一次大战英雄贝当元帅领导的法国政府与德国签订停火协议。根据这个实质投降的协议，除南部及东南部外，法国大部被德军占领。贝当的政府总部设在法国中部非占领区的维希，故被称“维希政府”。维希政府下令海外属地与德日意轴心国合作对抗盟军，电影《北非谍影》（原名《卡萨布兰卡》）就是描写发生在摩洛哥的这段历史。 一九四一年，日本自己先不动手，而是唆使泰国进攻柬埔寨，但海陆两路泰军均被法属印度支那军队击退。这时日本就出面干预，它迫使法国殖民当局与泰国的代表在东京签署了一个条约，使柬埔寨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国土，而就是因为这个颠倒胜败的条约，使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一气而驾崩，于是才有十九岁的西哈努克的继位。 图四 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1875-1941）， 和西哈努克继位于一九四一年 尽管有维希政府的承诺，日军大举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还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袭珍珠港之后，但它允许法国殖民机构继续存在，于是就形成了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本军事当局双重统治的局面。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德日意轴心国败局已定，维希政府逃入德国境内，日本才决心结束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在战败前送给越老柬三国一个“独立”的大礼。 　　 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驻柬“高级顾问”和日军司令知会西哈努克，日本发动东南亚战争是为了阻止西方人的殖民活动，柬埔寨王国可于近即独立。于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择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宣布废除一八六三年法国强加的保护条约和一八八四年的附加协议，宣布国家独立。 ·民族主义者山玉成 那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只剩下了五个月的时间，历史已经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证明柬埔寨得到的是“真独立”，还是“假独立”？而日本还找到了一个象缅甸昂山和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一样的反西方柬埔寨民族主义者来与他们合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山玉成。 山玉成，一九○八年出生于下柬埔寨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高棉族人，母亲是有一个中国血统的越南女子。他在法国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教育。一九三三年，返回印度支那，在金边一所法国人主办的“佛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如沈华和巴春。一九三八年，他们创办了柬埔寨历史上第一份柬文报纸《吴哥窟》；一九四一年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印度支那，《吴哥窟》的反法情绪也大胆冒头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巴春、文昌莫、杨世祖等人在金边发动了一场有二千名僧侣、学生、教师参加的要求独立的反法示威。警察在法国高级专员住宅外驱散群众，后来进行了大逮捕，游行领袖都被捕入狱，山玉成在日本军事当局的保护下，前往泰国占领的马德望，又从那里转往日本。 杨世祖是潮州华人的后裔，上辈在柬埔寨经销僧人的袈裟，他自己是一个有很高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民主主义者，山玉成毕生的友人。我后来在金边认识他，他会说潮州话，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 据《西哈努克回忆录》的一家之言，山玉成在日本以缅甸人身份，每月领取一百日元的薪水，他在“大东亚学校”学习两年后，获得陆军上尉军衔。一九四五年五月，西哈努克宣布独立后，山玉成乘日本军用飞机回到柬埔寨。西哈努克说，他的父母都是山玉成的朋友，是在他们的劝说下，山玉成才被任命为王国政府的外交部长。 山玉成的好景只有几个月，他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武装团体，它的成员大都成为后来柬埔寨军队的骨干。八月间，他带领这个团体举行政变，把西哈奴克赶出内阁。然而，在他自任首相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紧接着，胡志明在越南发动了全国性的起义，那就是越南的“八月革命”，山玉成迅速承认越南的革命政权，表示也要抵抗法军的入侵，他亲自到越南境内与胡志明的下属谈判合作，然而他又提出了归还下柬埔寨的要求；他又派人去泰国周旋，却准备放弃收回西部领土的要求，两造都显得不识时务，因此都未能遂意。 　　 英国的印度军队又率先来印度支那，执行受降日军的工作。最初，英国人打算像在缅甸同昂山合作那样，同山玉成合作。但听说山玉成准备抵抗，又使他们打消了这个主意。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法军远东派遣军司令勒克莱尔将军来到金边，就把山玉成抓起来，直到一九四七年初，山玉成才被法国当局判处了二十年监禁，后来转移到法国监视居住。 山玉成很有志气，四十多岁了，还在法国获得了法律博士的学位。西哈努克说山玉成不断写信给他，要求回柬埔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山玉成乘飞机回到金边，受到执政的民主党人组织的热烈欢迎。他乘坐敞蓬汽车从波成东机场前往金边市区，道路两侧结集了近十万名欢迎群众，他们手持的小旗上写着“山玉成，我们的希望”，“山玉成，民族英雄”。这个从未有过的欢迎场面，使年轻而自负的国王深受刺激。如果西哈努克有气量与山玉成合作，柬埔寨民族未必会有后来的劫难。 山玉成没有加入金边的民主党政府，而是去了暹粒和接近泰国的西部地区活动，与追随他的文昌莫、杨世祖等人组织了自己的抗法武装，它就是“自由高棉”的前身。事实上，统称“伊萨拉”（Issarak）的右翼反法武装团体，早在四十年代末就一哄而起，它们大都是些胡作非为的乌合之众，头目有塔春、蒲柴、诺罗敦·曾达拉西、西索瓦·育他旺等人。 美国一贯推行民选政府的政治理念，因此山玉成与美国一拍即合，很快就开始了亲美的立场。据说山玉成与美国驻金边大使馆随员有经常的接触。尽管山玉成被西哈努克描绘成“自由高棉匪帮”“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越南共产党始终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朗诺—施里玛达政变后，他担任过的“高棉共和国”总理，但又不能与这些人合作，而出走西贡，一九七五年越共占领西贡以后，山玉成继续留在那里，直到一九七七年逝世。 诸位读者：我的语言问题邮件，收到许多反馈，大都非常有趣，有的还提出很挑战的问题，抱歉的是我无法及时作复。但许多人说给我的回函常被退回。其原因是，我使用付费商用GODDAY发送系统，一则不得含附件，二则回函是由微软OUTLOOK系统代收，微软嫌这生意太无效益，也设了防复墙，想将“自动回复”拒之门外，但一切REPLY都被视为捣乱势力，然而扩大化之余还有10%的漏网之鱼被我收到，这就是发生困难的原因。所以请不要在原件上作复，而另启新邮件，若同发两个地址jamesxyzhu@zhuhistory.com 和 jameszhu0513@gmail.com，更保证可以收到无误。另一件事情，最近我鸟枪换炮，开始用I-PHONE，曾想用微信系统，不少朋友给我回信，但我的交游都在“云端”，乃至一下涌入数千，不知如何是好，而暂时取消。若你们也用苹果电脑或手机，可以 jameszhu0513@gmail.com作号码用FaceTime 与我作音容同显之通话。朱学渊敬上 从与OV-VO相关和不相关参项考察普通话的语序类型 作者简介：金立鑫（1953-），男，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普通语言学，出版语言学专著三部，发表语言学学术论文100余篇；于秀金，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类型学，语法与语义（上海　200083）。 内容提要：文章以类型学中与OV-VO语序类型相关的15对语法组配及无关的7种语法组配为参照逐一考察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序类型。在15对与分枝方向相关的语法组配中，普通话存在10组配对，另5对语法组配阙如或不够典型，7组不相关语法组配中普通话没有特殊表现。考察结果发现，10组相关语法组配中，普通话有4组兼有OV和VO组配，有3组倾向于OV组配，3组倾向于VO组配，因此普通话属于较为典型的OV和VO的混合语。 1.引言 汉语究竟是VO型语言还是OV型语言，以往莫衷一是。认为是VO语言的有Light，T.[7]和Huang，C.T.J.[4]，认为是OV语言的有Tai，J.H.Y.[9：10]和Li，C.N.及S.Thompson[5；6]。大汉语区（包括各小方言区）存在VO和OV两种并存的句法成分排列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数量上的优势与劣势。桥本万太郎[14：29-55]认为整个汉语区的语序从中国南部到北部呈现一个由顺行的VO结构向逆行的OV结构逐渐过渡的状态。刘丹青[13]不这么认为，他所搜集的材料证明汉语存在下列等级序列：吴闽（最弱的VO）——官话等（温和的VO）——粤语（强烈的VO）。如果用传统方法总结以往的研究，汉语几个主要的方言语序大致如下： （ⅰ）北方方言（VO+OV） （ⅱ）湘方言（VO+OV。OV主要是湘西，可能受土家语影响） （ⅲ）赣方言（倾向于VO） （ⅳ）客家方言（倾向于VO） （ⅴ）粤方言（倾向于VO） （ⅵ）吴方言（VO+OV） （ⅶ）闽方言（VO+OV） 以上这些所谓的倾向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定量甚至计算性的考察，多数是根据局部的语言事实进行的不完全归纳的结果。要对这些方言进行语序类型的可靠定性，必须在相当可靠的相关参项的逐一考察的基础上作出。 学界一般认为普通话在语序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北方方言的影响。现代汉语北方方言口语中有明显的OV语序倾向，桥本万太郎认为北方普通话较多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OV语序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个原因比较可靠，因为中国辽、金、元、清历代的官话分别为契丹语（蒙古语族一支）、女真语（满语前身）、蒙古语、满语，语序都是OV，发生地或影响范围主要在北方，而明代官话吴语也存在VO和OV两种情况。另一个佐证是，北方青海的西宁方言、宁夏银川方言、甘肃临夏方言（回族地区）都有强烈的OV语序倾向。因此我们认为，普通话VO和OV两种并存的句法成分排列受北方方言口语的影响，而北方方言口语则主要受阿尔泰语系以及历代官话的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蒙古、日本、朝鲜的语言都是OV语序，在历代交流中或许存在一定民族语言接触的影响。 斥姚大力先生，附语言学专家来信 朱学渊按：大家或许知道我妻子四年前得了很严重的癌症，去年五月去世，我是在这以后才重新开始工作。此后接到数百封支持和鼓励信函，但我只发表那些反对我的意见，因为反对意见能够激发我思考和写作的热情。有一位朝鲜族读者来信说，他从《百度》上读到我的母亲是朝鲜族，因此他很高兴；虽然我母亲是浙江温州市瑞安县人，但是我还是为能被民族同胞认同而高兴，于是我去查阅一下。见内容非但如此，后面还有姚大力先生的批评，如“朱学渊……缺乏语言学和语音学的相关知识”等等（http://baike.baidu.com/view/80113.htm）。大约十五年前，我与姚大力先生有一面同席之识，后来他在《文汇报》责备中华书局发出版鄙著《中国北方民族的源流》是“学术错误”，我与中华书局柴剑虹先生也曾与他争论。十年前他又在《往复网》引称他是得到余英时先生的支持云云（我已忘记原话）。众所周知也完全可以理解，普林斯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余英时先生对别人（包括毛泽东蒋介石）的指责常常是“边缘人物”，在他的心目中唯长青藤学校的饭碗才是“正当职业”，除《朱熹哲学》是中华主流，余皆“旁门左道”（“边缘”之别写）。去年我曾去台湾一次，得知他曾以某种方式暗示不要发表我的文章，被示者则将那些文章结集成书。其实这些事情我早以明晰，也并不在乎。而是姚大力先生披着虎皮，说我这也“不懂”那也“不懂”，还要改我的宗，叫我十分生气。我学量子物理无所作为，却来抢历史主流内行的饭碗，的确可以被他们认为是无道德的边缘人物；但是，如果我以姚先生从工农兵直升研究生，而指责他是王洪文式的“政治骗子”又妥当吗？事实上，我非但不以“边缘”为耻辱，反以为“边缘”是突破的“机缘”。今年我已经七十三岁，余先生必八十有多，姚先生也不年轻，即便有再高的资历和荣耀，大家还须多做实事，多立新功；如果带着过于骄傲自负的判官心态升天，上帝或许会指责那是有违学术探索者应有之品格的，此见。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又及：后附两位语言学家半年前的来信，本邮件系统不许随附附件，许毅先生的英文文章中图片也无法贴上，而且内容我也没有读懂，但是我想本读者群中必有高明。还望识姚余二大师者转达本文。 伦敦大学学院（http://baike.baidu.com/view/16434.htm）语言学教授许毅教授来函： 学渊兄，“汉语是在戎狄语言的基础上发生的较年轻的语言”，是很有意思的断言。我们目前对韵律的研究已有初步证据印证这一假说。见附文。许毅 中国民族语言学大师，藏语专家瞿霭堂教授来信： 学渊先生，拜读这次来文，觉得道理是通的，对汉语汉文的产生和发展有启发意义。古代中原地区，的确存在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且占据重要地位。汉语是多种民族语言混合产生的，一般认为到周朝的雅言才定型。当然，周以前早就有汉语，起始时期和发展过程要比周朝早得多，甲骨文写的已经是汉语，也就是说，至少殷商时期汉语已经形成。汉语什么时候产生，无法考证。由于使用汉语的人与使用阿尔泰语言的人在中原杂居，语言之间互相渗透，彼此语言之间都有对方的成分。汉族形成过程中有说阿尔泰语言的人掺杂起来，也没有问题的。汉族是多种民族融合形成的。我著文论述了藏缅语族的语言，是汉语和阿尔泰语混合而成的，既不是汉语，也不是阿尔泰语言，是混合的语言，他们在语言上没有共同的祖语。也就是说，藏缅语族语言与汉语不是由一种语言发展变化而来的。这点是与你来文中说法不一样的（你认为“与藏缅语同类的汉语”，意思是同类的，我认为是不同类的）。 历史语言学还没有很好解决一个问题：一种语言（A）中有其他语言（B）的成分，这种成分是其他民族（B）学习这种语言（A）时保留下来的（术语叫底层），还是这种语言（A）从其他语言（B）借入的。因此，不能因为A语言中有B语言的东西，就推断A语言是B语言变来的，或者使用A语言的人曾经先是使用B语言的。《尚书》和《逸周书》中有蒙古语成分很正常，说明这两个民族历史上有过密切接触，语言之间互相渗透过。也可以推论汉族形成过程中，有蒙古族成员加入过。但你的结论“中国历史并不讳言开创华夏的夏、周、秦是戎狄部落。”恐怕不行。夏、周、秦朝已经说的是汉语，无论他们曾经是什么部落来源，他们使用汉语，说明已经为使用汉语的部落同化，接受了使用汉语部落的文化，只是在使用汉语的人的文化中渗透了一些他们原来部落的文化。即使使用汉语的部落的人使用汉字记录了他们的一些文化，在使用汉语的人的文化中也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你没有证明，使用汉语的部落起源于使用阿尔泰语言的部落。使用甲骨文书写汉语的部落是独立地形成的，其中可以包括阿尔泰成员，但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和独立的文化，与使用阿尔泰语的人的部落和语言没有继承关系。你说“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发生了语言的转型，与藏缅语同类的汉语取代了今天被归为“阿尔泰语系”的戎狄语言。”这里逻辑上和语言理论上有问题的。语言是怎么转型的？是使用阿尔泰语言的人自动转型的？这是不可能的。阿尔泰语言凭借什么道理自己发生这种大转型？（阿尔泰语是sov型，汉语是svo型）你能说明吗？转型必定是一个说汉语的部落战胜了说阿尔泰语言的部落，同化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可见，夏、周、秦即使起源于戎狄部落，这时早已为使用汉语的部落所同化，否则如何解释一个使用阿尔泰语言的人会使用甲骨文书写另外一种语言？不写自己的语言？甲骨文文化不是阿尔泰文化，是汉族和汉语的文化。说夏、周、秦来源于戎狄部落可以，但当时已经为说汉语和写甲骨文的部落同化掉了。说汉语写甲骨文的部落是独立的部落，无论他们形成过程中有多少种部落掺合其中。这个部落是汉族和说汉语的祖先，与说阿尔泰语的部落没有继承或转变的关系。 区区陋见，望勿见笑。瞿霭堂 %%%%%%%%%%%%%%%%%% 附许毅先生论文 ICPhS XVII Special Session Hong Kong, 17-21 August 2011 POST-FOCUS COMPRESSION: CROSS-LINGUISTIC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ORIGIN  Yi Xu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oustic correlates of prosodic focus is post-focus compression (PFC) — the reduction of pitch range and amplitude of all post-focus components in an utterance. PFC has been found in many Indo-European, Altaic languages, and interestingly, also in Mandarin Chinese. Meanwhile, there have also been reports that many other languages do not have PFC, or lack any clear prosodic marking of focus. This paper presents a brief review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art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PFC, and discusses a number of hypotheses in regard to this typological division among the world languages. In particular, the idea is explor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PFC is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languages. Keywords: prosodic focus, post-focus compression, PFC 1. INTRODUCTION Prosodic focus has long been treated,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as a core component of speech prosody. The traditional English school of intonation is almost entirely built around the notion of the nuclear tone, which is defined as the most prominent component of a sentence [25, 26]. The nuclear tone notion is also adopted into the AM theory of intonation, although no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uclear and pre-nuclear tones are assumed by the theory [30]. A major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nuclear tone is that it is the last major intonational movement in an utterance, and subsequent movements, known as the “tail” in the British tradition, are much reduced in magnitude. In the AM theory, the post-nuclear components are described as “deaccented”, because they lack apparent F0 movements. The present paper is mainly about the phenomenon of the tail or deaccenting, which will hitherto be referred to as post-focus compression (PFC), for reasons that will become clear later. Figure 1: Time-normalized mean F0 contours produced by 4 speaker groups. Each curve is an average of 40 repetitions by 8 speakers. The vertical lines indicate syllable boundaries. The solid thin lines are from the no-focus condition. a) 50 100 150 200 250 Normalized time F0 (Hz) Initial Focus Medial Focus Final Focus Monolingual Beijing Mandarin b) 50 100 150 200 250 Normalized time F0 (Hz) Initial Focus Medial Focus Final Focus Monolingual Taiwanese c) 50 100 150 200 250 Normalized time F0 (Hz) Initial Focus Medial Focus Final Focus Monolingual Taiwan Mandarin In the nuclear tone concept, the primary concern is given to the F0 contour of the focused word,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tressed syllable, while what happens in the tail is viewed as less important.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the large pitch movements around the nucleus is more easily noticeable when describing intonational forms without systematically controlling their functional relevance. In experimental research, the question-answer paradigm has been developed to systematically control the presence as well as the location of what is now widely known as the focus of the sentence, and to examine the acoustic patterns that co-vary with focus. In this paradigm, the focused component of a sentence directly corresponds to what is asked in the question. Using the question-answer paradigm, it is found that in languages as diverse as Swedish [4], American English [10, 40] and Mandarin [39], the pitch range of the focused word is raised and expanded, that of the post-focus words substantially lowered ICPhS XVII Special Session Hong Kong, 17-21 August 2011 and narrowed, while that of the pre-focus words largely unchanged. An example is shown in Figure 1a in which mean F0 contours of the Mandarin sentence “mama mo maomi” [Mom strokes kitty] spoken with focus on the first, second, third or none of the words are overlaid in the same graph. The findings of these studies suggest that that post-focus lowering of F0 is just as consistent as F0 raising on the focused word, suggesting at least equal importance of the post-focus “tail” as the on-focus F0 movement. Also from Figure 1a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largest F0 movement actually consists of mostly a sharp drop from the on-focus component to the first post-focus component. Thus much of the nuclear tone is actually the F0 movement of PFC. The importance of post-focus pitch compression is further demonstrated by findings about focus perception. It is shown that a non-final focus can be perceived only when later occurring F0 peaks are very small, otherwise listeners would hear an additional late focus or no focus [24, 32]. Furthermore, focus recognition is much better when PFC is applicable, i.e., when focus is not sentence-final, whereas sentence-final focus, for which PFC cannot apply, is often perceptually confused with no focus [3, 7, 23, 32]. 2. NON-UNIVERSALITY OF PFC Prosodic patterns suggestive of PFC has been reported for many other languages, including Dutch [32], Greek [3], French [11], Korean [22], Turkish [17], Nanchang [36], German [13], Japanese [18], Uyghur, Tibetan [36], Arabic [5, 16], Hindi [28], Persian [33] and Finnish [24]. For all these languages, there is observation of post-focus F0 lowering, deaccenting or pitch range compression. It may thus seem that PFC is quite wide spread across languages. However, there is also evidence that in many other languages PFC is absent. For example, Taiwanese and Cantonese, both Chinese languages closely related to Mandarin, are found to lack PFC [27, 38]. As can be seen in Figure 1b, the F0 contours of the same sentences as in Figure 1a but spoken in Taiwanese show no sign of PFC in F0, and in fact very little difference can be seen across the four focus conditions. Also no PFC in intensity was found for either Taiwanese or Cantonese [7, 38]. Evidence of lack of PFC is also found for many other languages, including Yucatec Maya [19], Chichewa [41], Chitumbuka [41], Durban Zulu [41], Hausa [41], Yi, Deang, Wa [36], Buli [41], Northern Sotho [41] and Wolof [31]. Thus it is clear that, despite its apparent benefit for focus perception [3, 7, 23, 32], PFC is not universal. 3. ORIGIN OF PFC 3.1. Possible linguistic factors There are many conceivable factors that could determine the present of PFC in a language, but some of them can be already ruled out. First, all languages in the Chinese family are fully tonal, and thus the fact that PFC can be either present or absent across these languages means that lexical tone cannot be the determining factor for PFC. Second, PFC might have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Mandarin has the neutral tone, which shares many properties with unstressed syllables in languages like English and German [40], while Taiwanese and Cantonese both lack equivalent of the neutral tone.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FC languages that lack lexical stress, such as Japanese, Korean, French and Yi. Thirdly, the Chinese languages examined so far all have morpho-syntactic means to indicate focus. In fact it is claimed that morpho-syntactic focus markers exist in various forms in every language that has been examined [41], and therefore they are unlikely to be responsible for PFC. Of course, these considerations are not the final word on these factors, as new light could be shed by further research. 3.2. Origin of PFC in Mandarin（官话） One of the most intriguing findings of Chen, et al. [7] is that Taiwan Mandarin, just like Taiwanese, also lacks PFC, as can be seen in Figure 1c. Taiwan Mandarin is a variant of Mandarin spoken in Taiwan. Although once homogeneous with Standard Chinese, at least by definition, it now has noticeable differences in vocabulary, grammar [8] and pronunciation [14] from its mainland counterpart. Today, most people in Taiwan are bilinguals, fluent in both Taiwanese and Taiwan Mandarin. Thus it is possible that Taiwan Mandarin has lost PFC due to close contact with Taiwanese (or with other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as well) through pervasive bilingualism in Taiwan over several generations. If this is the case, a natural question would be, how did PFC occur in Mandarin in the first place, given that it is absent from so many other tone languages? There could be at least three possible hypotheses: (a) independent genesis, i.e., emerging ICPhS XVII Special Session Hong Kong, 17-21 August 2011 locally in the language, (b) horizontal spreading, i.e., borrowed into the language through contact, and (c) vertical inheritance, i.e., passed on from a proto-language. Regarding local emergence, the fact that PFC did not arise automatically in so many other languages at least suggests that it might not easily emerge in a language. In regard to spreading, a further question would be, from which language could PFC have been spread into Mandarin? Historically, northern China was in close contact with many non-Chinese speaking populations, in particular, Mongolian and Manchurian, who ruled China during the Yuan (1271-1368 AD) and Qing (1644-1912 AD) dynasties. As a result, there has been much influence of those languages on Mandarin [6, 21, 35]. Both Mongolian and Manchurian are Altaic, a hypothetic language family that includes Turkic, Mongolic and Tungusic languages [15], and Korean and Japanese according to some scholars [15]. Interestingly, all these languages have shown evidence of PFC [18, 17, 22, 36]. Thus it is possible that PFC in Mandarin came from Altaic languages via contact. The difficulty with the spreading account, however, is that so far there is evidence only for the loss of PFC through language contact, but no case of a language gaining PFC through contact. This is true of native Mandarin-Taiwanese bilinguals [7], English-Cantonese bilinguals [37], Sotho speakers learn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34], Cantonese [37], Deang, Wa and Yi [36] speakers learning Mandarin as a second language. What is not yet known is the case of a PFC language speakers learning a non-PFC language as a second language. Would these learners at least initially carry PFC into their non-proficient second language? If it is indeed not easy for PFC to spread or automatically emerge, the inheritance hypothesis may have to be taken seriously.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hypothesis would be profound, however. First, it would mean that Mandarin is a descendant of an Altaic language, but has acquired, through language contact, a large amount of characteristics shared with other Chinese languages, including tone. This scenario would challenge the current assumption that all Chinese languages are derived from a single proto-Chinese language [1]. Interestingly, there is already evidence from population genetics that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populations in China are actually quite divided, suggesting rather different hereditary routes [9]. Secondly, vertical inheritance would mean that all cases of PFC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 ancestral language where PFC first emerged, That is, there is a common ancestor to all modern PFC languages. This proto-language would have to be very ancient. From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that is currently emerging, the grouping of the PFC languages seem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tical Nostratic superfamilty, consisting of the Indo-European, Uralic, Altaic, Afroasiatic, Dravidian, Kartvelian and Eskimo-Aleut language families [2, 29]. Their common ancestor, the proto-Nostratic, could be dated back to the end of the last Ice Age, i.e., 15,000-12,000 BC, which was probably spoken along the Fertile Crescent [2]. However, three of the Nostratic families mentioned above — Dravidian, Kartvelian and Eskimo-Aleut languages —have not yet been studied for PFC. New research is therefore needed. 4. CONCLUSION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empirical findings about prosodic focus has shown that PFC, though an effective means of conveying focus through prosody, is present only in some of the world languages. The distribution of PFC suggests that its presence in a language is largely independent of factors such as lexical tone, lexical stress and availability of morphosyntactic markers of focus. The finding of its unspreadability through language contact suggests that PFC is most likely passed on to a language through inheritance rather than spreading. These findings may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typology,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human evolutionary history. There is therefore a need for increase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 all these directions. 5. REFERENCES [1] Bodman, N.C.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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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Heffer. 答杜光先生，朱元璋是色目人吗？ 杜光老来信： 光看发音，不足为凭，血统、基因等不得不考虑。读音没有录音记录，难保准确。人为误差可能很大。可以参考。有人发现朱元璋是“色目”人。 谢谢！ 朱学渊答杜光老： 首先要谢谢您读我的文章，您说“光看发音，不足为凭”，说得完全有理。郭罗基先生也在电话里对我说，最好要有更准确可靠的语音研究。就此我想发表几点看法。 首先，人类有血缘和语言两个传承系统，它们中间都有一些不同质的“基因”。因此，单以个别姓氏的读音为凭当然不会全面。譬如，说英语的姓Smith的美国黑人，从他们的肤色（血缘基因造成）就知道他们的祖先是来自非洲的，而非来自英伦。研究人类当然必须从基因科学下手，其人力设备耗资虽不甚巨大，个人却无力承担，没有政府的资助则是不可能实行的……就我个人的微薄之力，也就只能提供一些语言线索。 然而，语言和血缘又都是在不停息地融合着，现代世界上血缘和语言纯之又纯的民族已经不存在；无论是语言的或血缘的研究，都是在寻找它们的合成“成分”而已。然而，人名、姓氏、地名等是语言中相对稳定的“基因”，拙文《斯拉夫、土耳其、印度民族姓氏中的中国北方民族族名》只是在姓氏方面的探索，以那十几个例，当然“不足为凭”；但是例证多到一定的程度，还是会出现质的线索的。 从事任何职业，关键在于识别线索能力，美国人不说人“蠢”，而说“无线索/clueless”。譬如，干练的警员有三两条线索，便可大致确定侦察的方向；有些人在十条线索中也得不出一丝头绪。我还须说，学者的工作更多是在“侦探”，而不象法官作最后的“定案”。所以我常以“可能”“也许”“我认为”来作举证和结论，国内史学大师姚大力先生（其师韩儒林，祖师伯希和）很反感；尽管有他的尖锐的批评，但是我以为我自己的说话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您说朱元璋可能是“色目人”，我非常有兴趣进行讨论。首先，我们必须认识什么是“色目人”？现代学者已经有人将其扩大化为“元朝对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各族人的概称”（见百度百科），政治化的研究则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属，说成是根据归属元蒙之先后，而制定的种族歧视的人等。 我不敢否认其中有歧视的因素，但主要原因可能还是语言上的区别。譬如南宋政权在四川地区那里维持了很长久的统治，很迟才被蒙古人征服；但四川人却属于“汉人”而不属于“南人”，我因此认为其原因是四川话是西南官话，官话地区的人都属于“汉人”；而所谓“南人”是指江浙、皖南、江西、福建、湖南、两粤等非官话地区之人。 至于“契丹”和“女真”也属“汉人”，原因首先是蒙古人谓中原为“契丹”，所谓“契丹”即指汉人；其次是北方民族将汉人和女真视为一族，突厥语民族谓汉人为“桃花石”，女真为“通古斯”，其实“桃花石/通古斯”同为突厥语的“九/ tughuz”一字，中国古籍译“九姓”；而近世顾颉刚、傅斯年又看出中原商族与东北女真同拜鸟图腾，魏晋年间鲜卑人还称汉人为“岛夷”，而《汉书·地理志》早将《禹贡》中的“岛夷”改作“鸟夷”，所以说蒙古话的鲜卑人就是将汉人视为鸟夷女真的同类的。 言归正传，什么是“色目人”呢？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列举的“色目三十一种”是：哈剌鲁、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苦里鲁、剌乞歹、赤乞歹、畏吾兀、回回、乃蛮歹、阿儿浑、合鲁歹、火里剌、撒里哥、秃伯歹、雍古歹、蜜赤思、夯力、苦鲁丁、贵赤、匣剌鲁、秃鲁花、哈剌吉答歹、拙儿察歹、秃鲁八歹、火里剌、甘木鲁、彻儿哥、乞失迷儿。 其中并没有罗斯、波斯、阿拉伯、塔吉克（大食）等非蒙古人种，或今为藏族的“吐蕃”之名，上述三十一个族名都是历代西戎之名的别写。我认为他们都是突厥语民族，譬如漠北“乃蛮”，南疆“畏吾兀”，欧亚草原上的“钦察”都说突厥语无疑。而“回回”就是九世纪从漠北出走的说突厥语的“回鹘/回纥”，它的有些部落远走土耳其，也有一些就近盘踞在陕甘宁青和河西走廊，成为西夏民族（元人谓“唐兀惕”）的重要部分，西夏人中又有一部分皈依信伊斯兰教改说汉话，从而成为中国“回族”的祖先。所以“色目人”最可能是“突厥语民族”的概称。 据说，朱元璋之妻及其将领常遇春、蓝玉、沐英等都是来自安徽北部的回民，后来朱明皇朝建都南京，在南京城里遗下许多回族后代，我的回族朋友常美君就是常遇春的南京后人。安徽、云南两省回族很多，是因为蒙古军中的西夏部队留驻在那里，他们后来流落为贫民百姓，乱世又成为造反英雄。既然等同“西夏”的“回回/唐兀”皆属“色目”，被回族人士簇拥的朱皇帝元璋的祖先也是“色目”，不失是非常有道理的猜测。但是概说“西夏/唐兀/回回”为“色目”易，确证朱元璋个人是回族的牛角尖却很难钻，我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 以上的说法是否有理，还望杜老赐教，顺颂夏祺 朱学渊上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朱学渊：为《东北拉响人口警报》欢欣鼓舞 为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乃至人口总数开始下降，但是这只是中国各地人口的“此起彼伏”，北京、上海、珠三角、长三角的人口却在“大爆炸”，因此，我们可以为东北的人口现象谨慎乐观，但是中国人口总体形势依然严峻，绝不可以乐观。 东北地区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化，首先是因为该地区产业和产能结构脱离时代，而长期社会主义大锅饭养成其政府缺乏创造力，民众则缺乏勤劳性。我曾经去东北两三次，一个直觉是当地人巧于词令，不务实干，与江浙、广东、福建截然相反。因此东北地区人口向实干地区外流，是一个好现象。 作者不详的《东北拉响人口警报，饭馆关闭产科护士清闲》一文，说了一句正确的话：“人口流动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已经是一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达地区主要表现在人口流入，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经济落后地区主要是人口流出。”但又说了许多误导性言论，如：“……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于人口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落后地区劳动人口的减少有利于落后经济的消减，而有利于先进经济的增长，从而在总体质量和数量上提升中国的经济。 “老龄化”，不是计划生育的恶果，而是它的正面成果。计划生育最终是要达成一个合理的中国人口总数，也就是要减少今天中国的人口，这个过程必须通过“老龄化”来实现。 二○一五年七月一四日 ———————— 曾节明转贴《多维网文章》 “东北拉响人口警报，饭馆关闭产科护士清闲” (美国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7月14日 转载) 曾节明评：朱学渊又挨一记响亮的耳光 2015-07-13 22:19:30 [点击:158] 对朱老来说，东北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原文： 辽宁省沈阳市，在养老院生活的老人们。董程越来越觉得孤单，早晨一起锻炼的人越来越少。30多年前一起进厂的伙伴，现在大部分都离开了，有的几年前就到北京、天津、深圳重新找工作，还有很多人去“关内”给孩子带下一代。 “原来小区周围好多饭馆，干得好的，吃饭时都挤不进去，这两年人少了，饭馆关了不少。”董程是齐重数控（原齐齐哈尔市第一机床厂）的职工。该厂鼎盛时号称万人大厂，近些年经过系列调整现在只有1000多人。他所住的顺意小区，今年以来周围关掉的饭馆就有八九家。在房产交易网站上，这一带二手房平均价格也从去年的5500元降到今年的4800元左右。 “人少了。老人都各自想办法走了，年轻人来得也少了。”董程的同事有管厂里宿舍的，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生分来的时候，五六百人把宿舍挤得住不下，现在少多了，只剩100多人。 位于黑、吉、内蒙三省区交汇处的齐齐哈尔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也是商品粮、畜牧业基地。包括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一重、车辆厂等在内的“七大厂”造就这座老工业城市的辉煌，如今只有一重和车辆厂效益尚可。董程的工资也从2010年开始不断下降，现在拿到手的不到1000元。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1年多，工资不高，租五环外的房子，非常辛苦，回到齐齐哈尔又找不到工作。董程不愿让孩子待在家里，不断劝他南下，去天津或者干脆去深圳找工作。 根据齐齐哈尔市统计局数据，按户籍人口统计，2014年齐齐哈尔市共迁入48075人，迁出85854人，净迁出37779人。对比2013年统计数据，齐齐哈尔市户籍人口净流出数量为25381人，流出速度呈加快趋势。 不仅是齐齐哈尔，整个东北地区都是大量人口流出。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减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入36万。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东北人口在加速减少，并已严重影响到其经济复苏，东北人口危机的警报已经拉响！ 超超低生育率低于日本 赵艳华的工作越来越轻松，因为出生的孩子似乎越来越少。赵艳华是辽宁省鞍山市中心医院分娩室护士，从1984年开始，31年里不知有多少个婴儿经她的手来到这个世界。 今年正月初七，中国青年报记者见到赵艳华。产科一层楼显得空空荡荡，走廊上只有护士站的几位护士，病床也空了一大半。当天上午只有一位产妇分娩。赵艳华翻着《分娩登记簿》：“现在一个月只有五六十个婴儿出生，而在我刚参加工作的1984年，一个月出生的婴儿有两三百。” “1984年，分娩室一个班（早8时到晚6时）是3个护士，现在1名护士就足够了。”工作越来越清闲，绩效奖金受到了影响。赵艳华说，现在已经没奖金了。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生育率分别为1.03、1.03和1.0，远低于全国水平的1.5，仅比北京、上海等极少的城市略高，甚至比日本和韩国都要低。按照国际标准，低于1.3被称为“超超低出生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鼓励生育、节制生育、限制生育、计划生育的过程。由于东三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城镇化水平较高，工矿大型企业多，计划生育执行较好。赵艳华的小孩已经长大，很喜欢孩子的她从来没想过生二胎：“因为知道国家政策不允许。” 黑龙江省社科院的罗丹丹在《黑龙江省人口发展问题分析及对策》中，梳理了一系列数据：“2000年以来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一直在1%以下，全民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2012年为0.73%，2013年为0.69%，201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8%，与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相比，长期以来，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仅高于吉林省和辽宁省。” 东北的少子化也在罗丹丹的研究范围之内：“2012年黑龙江省0～14岁的少儿人口为452万人，与19年前的1993年相比减少了429.6万人，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4.2%下降到11.8%。少儿人口大幅减少降低了人口抚养比，少年儿童抚养比从1985年的48.5%下降到2013年的14.9%，但也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减少，几年前黑龙江省就出现了民工荒和用工荒。” 东北未富已先老 与低出生率相伴随的，是老龄化程度加剧。2012年年末，黑龙江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569.8万人，占总人口的14.8%；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40.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8%。从1995年到2012年的17年间，黑龙江省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两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口比例均增长了两倍，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1995年的7.4%提高到2012年的14.8%，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则从4.4%提高到8.8%。 2013年，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58.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4%。据预测，2020年黑龙江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765万，老龄化水平将达19%；2045年黑龙江省老龄化水平将达33%以上。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许宏伟认为：“老龄化问题在东北地区比其他地区更甚。超低的出生率和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离去，使东北地区的人口结构出现了更严重的老龄化现象。截至2013年，辽宁老年人口已达到789万人，占辽宁总人口的18.5%，而全国老年人口占比为14.9%。”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许宏伟博士提到，他曾做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按照现在在读的学生人数进行推算，现在的有些大学以后将面临招不到学生的情况。 罗丹丹认为，黑龙江省未富先老现象严重。2012年黑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760元，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名倒数第3，仅高于青海和甘肃；2013年黑龙江省GDP总量位居全国第17位，而GDP增速全国倒数第3；2014年一季度黑龙江省经济增速全国垫底。相比之下，广东等南方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高，而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却远低于黑龙江省。2014年，广东省GDP总量全国第一，但其2012年年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仅为7.06%，刚刚进入老龄社会，相当于黑龙江省10年前的水平。 年轻人生育欲望低 2014年4月22日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均已经出台“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后，黑龙江省开始正式实施。截至目前，已有6484对“单独夫妻”拿到了“二孩证”，但仅占符合政策夫妻数量的1.6%，低于全国8.3%的整体水平。媒体报道显示，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城市的二孩申请也均低于预期。 黑龙江省计生部门几年前曾对80后是否会生育二孩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100240名20岁至30岁的被调查者中，表示不想生两个孩子的占69.9%。 2014年5月，国家卫计委在黑龙江省所做的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显示，黑龙江省的流动人口中想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仅为1.8%。 “东北人现在普遍有这么个意识，生孩子不划算，多生更不划算。生孩子成本过高，让人望而生畏。”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付诚发现长春这种现象更突出，“这几乎成了一个共识，收入不高，养孩子的成本大，占了家庭支出很大比重”。 “东北实行现代化、工业化在全国都是比较早的，城镇化程度也比较高，城里人多，计生政策在城市的执行也比在农村彻底得多。”付诚认为。 少子化在长春已经体现出来了，出现大量丁克家庭，普遍推后生育，适龄青年不生育，过去生育年龄在二十三四岁，现在二十七八岁，这个周期在变长。 “我认为应该尽快放开政策。”付诚说，单独二胎政策实施遇冷正说明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政策，“不可能出现人口井喷式的增长，人们自己会去权衡，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如此”。 付诚提到了一个概念：“家庭责任传承”。“现在东北人好像没有多生孩子这个概念，上一代是独生子的，下一代基本是一个。年轻人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不是主动要生孩子，而是在老人‘威逼’之下生的，没时间、没精力多生孩子，生完一个任务完成。”付诚认为，这表明伦理上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在承担家庭责任方面更为自私了。 危险的因果循环 “我在东北工作过，算是半个东北人，讲话也就不客气了。你们的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啊！”这是今年初在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的几句不中听的话。 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GDP增速最低的五个省份中，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均在其中，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均低于中部、西部和东部。 “整体复苏的迹象不明显，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97.6亿元，同比增长5.8%。主要经济指标低于预期，农业生产不利因素较多，部分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堪忧。”这是齐齐哈尔市发改委一份文件中的数据，还有一些企业的具体数据，“一季度，齐重数控实现工业总产值0.4亿元，同比下降57%；齐二机床0.5亿元，下降17.5%；北满特钢6.8亿元，下降29.8%······”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冯蕾分析，辽、吉、黑三省的支柱产业高度相似，均以装备制造、石化、农产品等初级品为绝对主导。由于国内投资增速下降的大趋势，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大背景，这种产业结构极易遭受区域外需求变化、国际价格变化的冲击。因此，高度依赖重工业、初级产品的东北三省遭遇经济下滑，不足为奇。 经济的不景气反过来加速了人口外流。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可以看到，2010年辽宁省人口流出地主要是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省人口则主要是向辽宁、北京、黑龙江流动；黑龙江省人口则主要向辽宁、北京、山东、河北、天津流动。 《黑龙江社会发展报告（2015）》一书中对于黑龙江省人口外迁也有具体的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黑龙江省外省流入人口为50.6万人，流出人口255.4万人，净流出人口达204.8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2.6倍。 罗丹丹认为：“这说明黑龙江省人口迁移流动仍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净迁出趋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北京和天津取代内蒙古和吉林，成为黑龙江省流出人口的主要流向地。黑龙江省跨省流出人口逐渐放弃依据地缘优势而形成的传统流向地，越来越多地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经济需求成为人们外出流动的主要动力。” 东北师大韩俊江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提到：“‘孔雀东南飞’，人都往南走了。大学也是这样，像吉大、东北师大这在全国都是有点名气的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不是养人的地方。人才成长起来都到南边各院校去了。” 付诚在研究中发现，吉林省外出农民工大概有200万～300万人，“最初都是在周边流动，不敢走太远，越来越熟悉以后，流动区域逐渐变大”。 从清末开始，东北吸引了众多的开荒者。“闯关东”是当年山东一带向关外移民，寻求生路的缩影。但现在，东北人开始反向流动，青岛、烟台、威海等山东沿海地区流入大量东北人工作。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王晓峰发现，东北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已经跨境。他2011年在黑龙江省3个边镇县市发现，跨境流出到邻近的俄罗斯、韩国等务工或学习的人口，占到流出人口的20%。 东北率先遭遇人口断崖 面对不断增长的流动人口数量，有学者认为：“人口流动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已经是一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达地区主要表现在人口流入，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经济落后地区主要是人口流出。” “由于流出的人口大多为中青年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于人口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王晓峰认为，“东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增长缓慢，村屯人口减少，分布零散，甚至出现负增长，人口流失严重，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 除了经济，人口危机还影响到了其他领域，例如教育。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5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多个省份硕士研究生招生出现未完成计划的情况。辽宁省201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出现多年未见的生源严重短缺情况。该省50个招生单位招生总规模30594人，录取28335人，缺额2259人。 当然，研究生报考人数减少有多种因素，如学历价值、就业取向等。不过，考生对于学校和地域的选择，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据报道，在辽宁省今年考研的教室里，空位比比皆是。统计显示，100名考生中，有13人弃考。来自辽宁省招考办今年1月6日的数据，2015年硕士学位研究生考试应考人数为6万多人，有8000多人“弃考”。 从跨省流入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东北三个省份流入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相对其他省份偏高，而流出人口大都是年轻人，这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流入省份的年龄结构。 “20～64岁劳动力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日本、欧洲都是在20～64岁人口达到止涨回跌的拐点前夕就出现经济危机。东北在2013年达到拐点，经济也开始减速，辽宁、吉林、黑龙江经济增长率从2011年的12.2%、13.8%、12.3%，逐年下降到2014年的位居全国倒数。”《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提供了一些数据，“2010年全国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16.6%，东北三省该比例只有11.8%，意味着东北后备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今后劳动力下降的速度将远超过其他省份，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贾玉娇曾经对吉林省劳动力资源进行过数据分析。她发现，1982年吉林省15～34岁的人口占劳动力资源的66.32%，是劳动力结构最年轻的时期。到1990年这一区间人数比例下降到62.31%。到了2000年和201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体现更明显。2000年，下降到48.24%，2010年到了40.48%。与此同时，中年组和老年组劳动力的比例在逐步上升。 易富贤认为，根据日本和德国等国的先例，劳动力负增长后，由于经济减速和结构性失衡，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会更高、劳动参与率会更低。因此东北一方面劳动力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失业率还将上升、劳动参与率也将下降（隐性失业），“用工荒”和“就业难”将长期并存，劳动力将继续外流。 警报为全中国拉响 “人口老龄化特征愈发明显”，这是刚刚公布的《2014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中的一个结论，具体数据如下，2014年该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01.0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2.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4.3万人，占户籍人口的15.3%，老龄人口的比例进一步加大。 与2013年的数据相比，这些数据是上升的。“2013年我市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为283.2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1.5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95.7万人，占户籍人口的14.87%。”（摘自《2013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 只从上面两组数据，得出“人口老龄化特征愈发明显”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看一座城市的老龄化比率，是不能只看户籍人口的。 从白皮书“2014年我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01.0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2.6%”可以倒推，北京市户籍人口1331.9万人。而到2014年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51.6万人。只从户籍人口老人的比例推算一个城市的老龄化比例显然是不全面的。800多万常住非户籍人口，其中大多数是因为工作原因，在北京工作长住，或者买房，或者租房居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当中的劳动力人口的养老保险在北京缴纳。 北京市还有大量流动人口，劳动力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他们是这个城市的新鲜血液。 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截至2013年，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省市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总数的87.83%，较2012年同期上升了4.5%。虽然上海、北京、浙江这些东部发达省份，在全国较早进入老龄社会，但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持续增加，年轻人口不断流入。 同样，上海公布的数量显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上海市户籍人口1438.69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413.98万人，占总人口的28.8%，也就是说大约每3人中就有1个60岁及以上老人。截至2014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2425.68万人。也就是说外来常住人口将近1000万人，这里面还不包括短期工作的流动劳动人口。 一直对人口流动进行研究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航空从系列数据中看到，人口大量流入使得老龄化得到缓解的省份主要是东部。我国早期人口老龄化东中西部呈梯次格局，现在则是“西部崛起，中部塌陷”。比如，北京、上海、天津在全国老龄化的排名，从2000年的第4名、第1名、第5名，变化为13、6、15名。 “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防止今后中国人口锐减”一直是易富贤的观点。他认为，2010年中国的年龄结构已经呈纺锤形，劳动力比例大，将导致内需不足。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并且很快就要变成高度不稳的倒三角形：劳动力严重短缺、高度老年化、经济丧失活力。东北三省作为一个样本，表现突出。 他更强调的是：“全国的生育率下降趋势大致比东北晚10年，也就是说中国其他地区将步东北后尘。人口危机将从东北到华北，到华中、西北，最后是西南蔓延。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今后的经济将是东北衰退，西南相对繁荣。” 答读者无敌大鹏先生，关于人名猪粪、驴粪和努尔哈赤 无敌大鹏先生致朱学渊， 连续读到您的研究北方民族文章，觉得非常有趣，我读《金史》时发现金宣宗朝权臣胡沙虎（又名纥石烈执中）之子名“猪粪”，觉得非常费解，女真人为什么取这样肮脏的名字？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努尔哈赤”，百度说有一种猜测是“野猪皮”，我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朱学渊答无敌大鹏先生： 《金史》作者元好问是金元之际的一位大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他又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其著《金史》被公认是二十四史中水平很高的一部，因此您的问题不可等闲视之。我也注意到其中猪粪”文字是： 九月甲辰，宣宗即位，拜（纥石烈）执中太师、尚书令、都元帅、监修国史，封泽王，授中都路和鲁忽土世袭猛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末也为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子猪粪除濮王傅……。 以汉字“猪粪”为名当然不雅，也可能带侮辱性，这与纥石烈执中本人是“逆臣”或许有关；但是《辽史》也有“王猪粪”和“耶律驴粪”者，所以问题就不那么简单，所以还须从北方民族人名的共性出发来研究它们。 事实上，北方民族人名多与族名相关。如努尔哈赤儿辈名字“巴布/拔拔”，“多铎/鞑靼”，“多尔衮/吐浑”，“德格类/吐火罗”，“费扬果/费雅喀”，“莽古尔泰/蒙古惕”，“汤古代/唐古惕”等。而古代中原人名也有这种对应特征，如“虞舜/乌孙”，“无忌/兀者”，“句践/女真”，“叔孙/肃慎”，“孟柯/蒙古”，“墨翟/勿吉”等。因此北方民族社会是史前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他们的祖先是从中原出走的。尽管汉字的“一音多字”造成许多困惑，但是有了人名出自族名的线索，人名“猪粪/驴粪”就有望释通了。 识别“驴粪”的源头相对容易，其字或音全等于《魏略•大秦国》记载的族名“驴分”，而“分/粪/fen”或“烦/fan”谐读“浑/hun”。因此“驴粪/驴分”或先秦族名“楼烦”，即是春秋戎名“陆浑”，今世山西地名“娄烦”是其遗迹，姓氏“令狐”则是“陆浑/楼烦”的非恩化音。 同理“猪粪”是“猪浑”的谐音，后者可换写为“朱浑/主浑/诸浑”。而“朱/主/诸”古读ju不读zu/zhu，而成“女/ju”的替字。譬如《大金国志》的“朱里真”是“女真/ju-chin”，《蒙古秘史》的“主儿扯”是“女直/ju-ji”，姓氏“诸葛”是“女国/ju-gu”，山东“诸城”读ju-chin，浙江“诸暨”读ju-ji；而匈牙利姓氏Gyurcsany/ Gyurgyi/ Gyurko（gy读j；cs读ch）则系统地展现“女真/女直/女国”之“女”的真实读音。 若将“猪粪”改写作“女分”，又显明它是〈殷本纪〉人名“女房”或〈秦本纪〉人名“女防”的别字。而“猪浑”又是汉代名人“主父偃”之姓的恩化“主父-n”。更重要的是“主父”是“女国/诸葛”的谐变。所以人名“猪粪”的终极源头是“女国/女古”。 关于人名“努尔哈赤”，确有人在“百度”上猜说是“野猪皮”的意思，这个说法由来已久，可能以女真语读音产生的误解；但以蒙古语理解为“使犬者”就音义准确无误了。蒙古语“狗”为nokhoi，辞书《华夷译语》作“那孩”，《登坛必究》作“奴害”（贾敬颜朱风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页100，138）；而“赤/真”在蒙古语有“业者”之义，如“猎人/阿把赤”，“农人/塔里牙赤”，“渔人/只阿赤”，“牧羊人/豁你赤”（《汇编》，页96）；因此“努尔哈赤”当为“使犬人”，努尔哈赤是女真人，其名是蒙古语。 黑龙江省嘉萌县之浩瀚江面 上述说法有实证，黑龙江下游至库页岛上的赫哲、吉里迷、费雅哈、苦夷等女真部族，“不知耕种，以捕鱼为生，其往来行猎，并皆以犬，即所谓使犬部也，俗亦谓之鱼皮部”（《清通考》），他们的生活形态与美洲爱斯基摩人完全一样。女真语“鱼皮”谓“那乃”，今世俄罗斯远东地区土著之大部今仍称“那乃族”，元代则名“鱼皮鞑子”；而因其“使犬”之特征，元代又称黑龙江下游地区“奴儿干”，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曰： 狗站：高丽以北名别十八，华言连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儿干者，必经此。其地极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东行省每岁委官至奴儿干给散囚粮，须用站车，每车以四狗挽之。狗悉谙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克灭之，必啮其主者，至死乃已。 元亡，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亦失哈等人招抚民众，承元代地置于其地设“奴儿干都司”，永乐十一年（1413年）在官衙所在地，黑龙江口庙街（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立“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后有“宣德八年重建永宁寺记”两块石碑（今藏海参崴博物馆）。前碑文又名《永宁寺记》，曰： 伏闻天之德高明，故能覆帱；地之德博厚，故能持载；圣人之德神圣，故能悦近而服远，博施而济众。洪惟我朝统一以来，天下太平五十年矣。九夷八蛮，梯山航海，骈肩接踵，稽颡于阙庭之下者，民莫枚举。惟东北奴儿干国，道在三译之表，其民曰吉列迷及诸种野人杂居焉。皆闻风慕化，未能自至。况其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畜养惟狗。或野□□□□□□□□□物，或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好弓矢。诸般衣食之艰，不胜为言。是以皇帝敕使三至其国，招安抚慰，□□安矣。圣心以民安而未善，永乐九年春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复至其国，开设奴儿干都司。昔辽、金畴民安故业，皆相庆曰：“□□今日复见而服矣！”遂上□朝□□□都司，而余人上授以官爵印信，赐以衣服，赏以布、钞，大赉而还。依土立兴卫所，收集旧部人民，使之自相统属。 _十年冬，天子复命内官亦失哈等载至其国。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食，皆踊跃欢忻，无一人梗化不率者。上复以金银等物为择地而建寺，柔化斯民，使知敬顺□□□相□之□。十一年秋，卜奴儿干西有站满径，站之左山高而秀丽，先是已建观音堂于其上，今造寺塑佛，形势优雅，粲然可观。国之老幼，远近济济争趋□□高□□□□□威灵，永无厉疫而安宁矣。既而曰：“亘古以来，未闻若斯，圣朝天□民之□□□上忻下至，吾子子孙孙，世世臣服，永无异意矣！”以斯观之，万方之外，率土之民，不饥不寒，欢忻感戴难矣。尧舜之治，天率烝民，不过九州之内。今我□□□□□□□□□，蛮夷戎狄，不假兵威，莫不朝贡内属。 _《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正谓我朝盛德无极，至诚无息，与天同体。斯无尚也！无盛也！故为文以记，庶万年不朽云尔。__ 永乐十一年九月廿二日立 我国丧失之北土，惜哉！ 以上解释，敬请示正。 朱学渊上 朱学渊：中国人口究竟是多少？为邓小平计划生育辩 朱学渊：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实行计划生育？ 最近又有人在海外讨论“计划生育”的问题，而且把矛头指向我的一篇《为邓小平计划生育辩》的旧文，乃至智者胡平先生还强调：“讲到计划生育……，国际上普遍认同的计划生育，乃是指的个人或家庭，是说由家庭自己决定怎样有计划地生育，不是由国家、由政府来决定。”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334028 我想，“生育”的确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它不同于“思维”和“言论”的权利；因为每一个新生人都先是物质和教育的消费者，中年将是生产者兼消费者，最后还将成为不能劳动的生老病死者，成为社会大众的负担，所以政府必须考虑无序生育的社会后果。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在五十年代就应该实行计划生育，可惜它那时威信崇高，却没有这份远见。 人类之初人口稀缺，生产力低下，婴儿成活率更低，人类当然希望“人丁希望”；但是到了今天，生产力和人口数量已经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人口最大国”中国印度的发展已经导致资源的过渡消耗和环境的极度污染，而其人均消费力、创造力和被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等发展国家，甚至低于某些非洲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实行对生育的管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我们也不应该讳言，它会产生一些后果，譬如已经出现的男女比例失调，或“四千万男子”失婚的可能。但是，如果政府不发挥其功能，而等待“家庭自己决定怎样有计划地生育”，人类的后果更加可怕。事实上，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的人口情况已经令人非常悲哀。如果中国未来发生大量男子失婚的现象，也决不是邓小平惩罚他们，而是当初人类的愚昧最终要惩罚后世的人类。 有许多人类行为是需要规范的，既然是“规范”或“计划”，就必须有一定的“强制性”。譬如，你若在荒野驾车，快慢当然任你自由；但是你在公路上行驶，你就必须遵守“时速限制”。这种强制是保证大众安全和自由的必要。最近《美国之音》在为易富贤等人张目，而美国右翼政客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的实质是“反堕胎”的宗教意识的延续。当然，中国可以把事情办得更人性化，但是决不能取消“计划生育”。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朱学渊十年旧文：中国人口究竟是多少？为邓小平计划生育辩 最近，国内男女性别失调的现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因此不断传出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消息，如说上海准备实行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配偶生两胎。而这种新动向中，又出了一个笔名叫“水寒”，真名易富贤的人士，他在海外网站发表了许多文章，说中国人口已经严重老年化，说马寅初的“人口论”误了国，说如果再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就要无以为继了，云云。 易富贤先生对人口问题的确很有研究，而且观很鲜明，他反对反对宋健提出的中国人口不宜超过七亿的估算，以为十六亿决不是中国能够承受的人口上限。他还指着一个年龄段的人说，如果早实行了计划生育，就没有你们了；好像计划生育枪毙了许多未进过摇篮的人，没有让他们到人间来过一趟路。 后来，《新华网》、《光明观察》等重要网站，又陆续刊登他的若干后续文章，其中一篇开门见山提出两个问题：“中国能活多少人？”“中国真的只能承受十六亿人口吗？”，并自问自答地得到了“中国的人口过多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的答案。从官方大网发表对“既定国策”的质疑文字来看，这些奇谈怪论已经搞乱了一些人的思想。 易先生是从缺电问题说起头的，他认为如果电力建设能未雨惆缪，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由此及彼，如果今天不放开妇女的肚皮生娃娃，中国的人脉就要断线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荒谬。“电”只是商品，“人”却要吃饭穿衣，既能生产物质，又能生产自身的“主人公”。天下有“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的绝妙道理。而当今中国究竟是缺人种田呢？还是人多得难过年呢？而芸芸众生，是否能象电力一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呢？ 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人口太多，负担很重，这都是我们应当切实体谅的真话。然而，按“十六亿不是上限”的说法，今天中国人口总数只有十三亿，还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中国的人口究竟是七亿好，十六亿好，还是二十亿好？实际是与各人关于“生活的质量”的标准有关；而究竟是吃干饭好，吃稀饭好，还是喝大锅清水汤好？宋健、易富贤、毛泽东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人口问题还是应该归结为：“活着有没有事情做？”事实上，中国人口之累已经无以复加，三十多岁就难找工作，四十多岁就要让位，五十多岁就要退休……这难道是“流传很广的谎言”吗？而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浓烟搞脏了大气，屎尿污染了河流。我想，今天中国的人口就已经大大地过了限度。 今天中国的人口究竟是多少？政府说是十三亿，这个数字可不可靠？记得小的时候“六亿神州尽舜尧”，上海南京路、淮海路上空空荡荡。如果果真今天只有十三亿人口，也不过是两倍的尧舜；何至于处处象百岁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满坑满谷无算的舜尧。 图片1、今日上海南京路 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进行的，结果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一九六四年进行第二次普查，总数是七亿二千三百零七万。两次相隔十一年，但差别不大，然而却都是可靠的。一九五九年刚刚批判了马寅初，有毛泽东“人多热气大”的大话撑腰，只是“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妇女又不来月经，想要多说，也没得说。而一九八二年进行的第三次普查结果十亿三千一百八十八万，就大有问题了，这是因为共产党意识到人多不是好事情，因此要往少里说。 说来是，十年浩劫期间，中国人口也失控爆炸了。一九七〇年，我在四川省荣昌县直升公社一大队劳改，亲眼见到一个叫张和高的农民，有六个孩子，他那骨瘦如柴的老婆声称还要继续生，为的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口粮。人民公社实行“一人一份口粮”，制度性地鼓励了一场恶性生育竞争，结果是在“大锅清水汤”里灌水。对这场竞争的恶果，我有两个估算。 一九六五年，我大学毕业到四川省荣昌县教书，那时全县人口四十万，这当然是一九六四年普查的数字。一九八六年，我从美国回去，县委书记请我吃饭，说全县人口八十万，想必这是一九八二年普查的结果。因此，十八年的时间，这个县的人口年翻了一番；如果以该县人口为抽样，并虑及四川妇女生育能力较强，城市人口增殖稍慢等因素，可推算一九八二年全国人口也接近翻番，就应在十三亿左右，第三次普查报告至少少说了两、三个亿。 一九七〇年左右，一位在成都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四川省商业厅布票发放量超过一亿人份；对照第二次普查四川人口六千八百万，是年四川人口增加三千二百万，即47%。按同比推算，再一个六、七年后，即在毛泽东去世前的一九七七年，四川人口就应该达到一亿四千七百万左右，而全国人口就相应是十四亿多了。 我不敢说哪一种估算正确，但至少可以说，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四年之间，中国人口达到了十四亿。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决定城乡一律实行“一胎化”，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作出的决定。我想，毛泽东死前提出搞计划生育，也一定是被一个洪水猛兽般的数字吓着了，否则他是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 人们都记得人民公社饿死过几千万人，却很少注意到它后来多造出了几亿人。今天已经无法想像当初人们要以多生一个人，去多分一勺汤的绝望。而在因循无能的共产党里，没有邓小平出来关人民公社的大门，“一人一勺汤”的政策可能现在还在继续。同样，没有邓小平的拍板，“一胎化”政策也不可能出台。所以，历史对邓小平这个人是一定要“一分为二”的。 那次四川之行，使我对人口问题大为震惊。在回北京的路上，在火车上又听到一个山西农民说，政策变了，化几百元钱就可以生二胎。有一天，经过西直们外国务院招待所，见外面有一块“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牌子，我就进去向一个女士反映了我的想法，她又安排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和我见了面，那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单位。 王伟是“团派” 人物，六十年代初《中国青年》上有一张毛泽东接见非洲青年的著名照片，王先生也在其中，看上去英俊而有朝气；但我见到的却是一个老气横秋的人，他完全没有听我的意见的愿望，而是不断地问我，是否看到北京的进步了？是否发现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再就是问海外对计划生育的看法，特别是美国政府的看法。他还向我解释，为何要予一些“特殊情况”以照顾；从口气里我还听出，他很重视联合国的援助。我非常失望，以为主管国策的大员，竟是如此的懦吏。 就是这次全国范围的松动，大堤溃决了。事实上，以当时中共干部队伍尚未腐败，如果再坚持五到十年，“一胎化”在农村就会见到成效。但美国国会右派的反对，竟动摇了他们的决心。说到底，这次松动是中共向“纸老虎”的妥协；而若干年后再想重整旗鼓，却不能是“一胎化”，而只是“少胎化”了，出尔反尔当然无所作为。 又是二十年过去，这期间中央政府实行了刻薄的地方财政政策，地方政权和义务教育等基本开支，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虽然城市和有些大省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也有些省分（如广东）计生工作名存实亡，超生罚款成了基层政权的收入。尽管如此，如果当初没有“一胎化”的努力，今天的情况就更不堪设想。而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上再有动摇，将对中华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或罪行。 读到海壁先生批驳水寒先生的文章，觉得很有意义，作了一些删节，附于文后供参考。 二〇〇五年三月三十日 图片2、上海国庆节 附：《海壁：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删节） 水寒先生在多个网站发表连篇累椟的文章，抨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造成问题，而且还认为灾祸的起因是已故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提出要在中国大陆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并危言耸听：即使目前立即实行奖励生育的新政策，也已经过迟。 一、中国的年轻人是否已经少到失衡的地步 水寒最主要的结论是：中国人口的比例极不协调，老人过多，儿童过少。为此，我们建议水寒选择一处远离大城市的农村进行考查。只须考察一项内容：每个家庭中有几个子女，或者该村的育龄期之后（四十五岁以上）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是多少。 水寒将惊讶地发现，除了新婚（结婚在三年之内）或守寡等情况外，一般人家都至少有两名以上的子女。而且只有两名子女的人家通常只限于这两名子女都是男孩。有一名（或多名）女孩的人家一般都至少有三名或以上的子女。通过对育龄期之后妇女的平均生育率的调查，他将发现该村（居民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肯定在2以上，甚至可能达到3。当然如果水寒的调查局限于大城市，他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夫妇都只有一个子女。但大城市的户籍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0%以下，对全国范围内的生育率影响不大。 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福利实施情况的差别很大。大城市中，养老保险或退休待遇相当普及，即使没有退休金的孤寡老人，也能得到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救济（在北京大约每月三百元）。而农村老人的生活完全靠子女照料。在医疗费用高涨的今天，大城市内一天的住院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半年的收入（一千元左右）。要农民只生一个子女，和强迫他们在六十岁之前自杀差不多。其次，执行的手段也有很大的差别。在城市中，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超生家庭的惩罚是开除公职，这在实际上就断了超生家庭的生路。所以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得相当有效。而在农村，农民没有公职可以开除，所能采取的措施不外是罚款，计划生育政策只是有效地减少了四胎、五胎。 因此，水寒所提出的年轻人不足，无法负担老人赡养费用的问题，只会在大城市发生。但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大量民工解决了这一问题。水寒从统计数字算出中国人口的老化问题，可是生活在中国的人却感受不到。这说明“数字”或“感觉”中必有一项发生差错。按现行法令，只有国家规定的机关才有权进行人口普查，普查所得的资料都是国家机密。我不想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而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就绝无可能引用这些原始资料来说明问题。 我想要指出的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对各级官员的考核都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无论你各项政务搞得多么好，如果计划生育考核不合格，就不可能升迁，反而要免职。这项政策刚一出台时，引起了一阵恐慌，超生就拆房子，强制搞流产、结扎、绝育，不人道的行为多半是在那时发生的。但这些行动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反感，也无法推行下去。政府既不能给农村的老人最起码的社会福利，就不可能阻止人家生孩子。几年以后，计划生育的罚款就蜕变成一种减少四胎以上生殖率的有效手段。用不实的数字来欺骗上级，就成为各级官吏保住官职的不二法门。 二、中国能否不搞计划生育 那么中国是否可以不搞计划生育呢？水寒先生以日本为例，认为日本人均可耕地面积与中国相当，不但不搞“独生子女政策”，反而要奖励生育。因此中国也应当采用日本的政策，而且从现在开始就奖励生育。 日本人均可耕地面积与中国相仿，但谷物自给率只有27％。如果中国十三、四亿人口所消费的谷物也要从国外进口73％（约四亿吨），哪个国家有能力供应？日本平均人均年消耗化石燃料折合两吨当量石油。中国如果处于日本的工业化水平，年消耗的化石燃料将达廿六亿吨当量石油。中国目前的石油产量只有一亿四千万吨，而且资源匮乏，根据对地质资源最乐观的估计，廿年后石油年产量也达不到两亿吨，石油缺口每年在廿亿吨以上。这个缺额相当于现在全球石油年消费量的一半，比全球原油贸易量还要高。 日本生产的汽车占有了美国三分之一的市场。如果中国人均工业品出口值达到日本水平，那只有不准其他国家生产，这无疑是不可能的。大陆少数几个沿海省份学台湾的样，采用“两头在外”（原料进口，产品出口）方针是有可能的，但整个中国不可能都走这条路。而因为日本奖励生育，中国就也要奖励生育，更是不可能的。 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的平原农业地区，人口密度早已超过了每平方公里一千五百人，这个密度比欧美城市郊区还要高。中国社会科学家对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早已有系统的研究。水寒不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也不进行自己的调查研究，是科学的态度吗？ 三、中国的人口什么时候能走向稳定 发达国家人口都趋向稳定，甚至稳中有降，有些国家人口增长，则主要是由于外来移民造成的。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地保证说中国的人口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将停止增长，我却很难相信这一点。人口能否趋于稳定，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有老有所养的社会福利。湾的老人津贴虽然并不高，只有三千元新台币，约折合七百五十元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四、五百元。但这就足以降低人民生育愿望，以至台湾当局不得不改取鼓励生育政策。因此，只有让全中国农民老有所养，才可能放弃计划生育的政策。 (4/8/2005 15:4) 复活节岛的人口红利（维基原文，朱学渊删节改题）

• 复活节岛 西班牙语：Isla de Pascua，或根据当地的语言称拉帕努伊岛（Rapa Nui），另有依照英语音译为伊斯特岛（Easter Island，朱学渊按即复活节），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位于智利以西外海约3600到3700公里处，坐标为 27°09′S109°27′W，约与智利港口卡尔德拉在同一纬度，较圣地亚哥偏北，为智利的特殊领地。复活节岛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岛屿之一，离其最近有人定居的皮特开恩群岛也有2,075公里距离。为瓦尔帕莱索大区瓦尔帕莱索省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域。该岛形状近似呈一三角形，由三座火山组成，面积为163.6平方公里。与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并为智利在南太平洋的两个属地。

图片1、复活节岛地图

1722年的一个星期日，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探险家雅可布•罗赫芬率领的一支舰队首次发现这个位于南太平洋中的这个小岛。洛加文在航海图上用墨笔记下此岛的位置，由于发现该岛这一天正好是基督教的复活节，他在旁边记下“复活节岛”，从此“复活节岛”之名为世人所知。1774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再次找到该岛。1914年开始对复活节岛进行相关的考察和研究活动。但是当今的人类学界多根据当地的语言称此岛为拉帕努伊岛（Rapa Nui），这是1860年代来自塔希提的波利尼西亚劳工对它的称呼。

图片2、复活节岛位置

• 原住民的由来 由于没有文字资料的记载，复活节岛最初的历史已经无法重建。岛上原居民世代流传着一个传说，他们的先人，大酋长霍图•玛图阿（Hotu Matu'a）带着妻子和全家乘坐一或两只独木舟来到该岛。而人类学家对于岛上居民由来的问题也颇有争议，但今日复活节岛上的原住居民却是毫无疑问地属于南岛语族波利尼西亚人的后代，他们说着一种波利尼西亚语的方言拉帕努伊语。1774年库克船长来到此岛时，一名来自塔希提有着波利尼西亚血统随行人员可以和当地居民交谈。据推测，拉帕努伊岛居民的祖先们从西面的马克萨斯岛乘坐波利尼西亚特有的独木舟，借着信风自西向东航行，越过数千公里的浩瀚汪洋来到此地。遥远的征途对于以高超的航海技术闻名于世的波利尼西亚人来说并非是不可能完成任务，当欧洲人只敢在白天沿着海岸线航行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在广阔的南太平洋驰骋纵横。

图片3、 勤劳勇敢的岛民祖先 无法确知波利尼西亚人何时抵达该岛，大多数资料及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大约在公元300-400年左右，这也就是夏威夷岛最早有人定居的时间。但一些科学家根据当地居民砍伐树林时产生的木炭进行的放射性碳定年法实验得出的结果推测的这一日期可能迟至公元700-800年。现在也有人根据不同实验材料断言，拉帕努伊岛出现人类的时间大约在公元1200年左右，这就是该岛森林开始消失的时候。 挪威的著名人类学家托尔•海尔达尔指出许多拉帕努伊岛文化与南美大陆印第安人文化的相似之处，并认为可能有来自秘鲁的印第安人与波利尼西亚人同时生活在此岛上。现今的考古证据表明，拉帕努伊岛的文明并没有非拉帕努伊岛文化的影响。与海尔达尔时代不同的是，当代科学家可以利用DNA分析对拉帕努伊岛原主居民进行基因测试，结果发现他们确实是波利尼西亚人的后代。但是大部分拉帕努伊岛原住居民在19世纪被抓走或强逼离开该岛，当时残留在岛上的原住居民人口数量可能只有历史峰值人口的1-2%，DNA分析只能说明那些残留的人是波利尼西亚裔。此外，海尔达尔发现拉帕努伊人的主食甜芋头，是一种原产南美的植物。但有观点认为，以波利尼西亚人高超的航海技术，抵达南美海岸带回这种植物的可能性，比南美人将甜芋头带到拉帕努伊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 文明的初始 今日的复活节岛树木稀疏、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一片荒凉的景象。但在波利尼西亚人刚刚抵达该岛之时远非如此。通过对复活节岛的池塘与沼泽地沉积层钻孔取样的花粉分析，复活节岛曾经被由乔木、灌木、蕨类植物、草本植物组成的浓密的亚热带阔叶林所覆盖，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为植物生长提供理想养料，这里是一个自然生态的天堂。岛上有一种叫做哈兀哈兀（hauhau）的树，其纤维可以用来做绳索，还有一种叫做托罗密罗（toromiro）的树，它密度较大适作木雕，也可用来烧火。而岛上最常见的是一种与智利酒棕榈树相似的树木，智利酒棕榈树高度可达82英尺、直径6英尺。其树径上没有树枝、是理想的制造搬运工具与船只的材料，它的果实可以食用，还可以制糖、酿酒。但是这种树木今日已经灭绝。 波利尼西亚人在来到该岛的时候，也带来香蕉、芋头、甘薯、甘蔗、构树果实等植物以及家鸡，老鼠也藏匿在船只里一起来到复活节岛，位于美国奥尔巴尼市纽约州博物馆的大卫•斯戴德曼教授（David Steadman），通过对岛上居民的生活垃圾进行分析。复活节岛居民的食物构成中，鱼类占不到四分之一，远少于其他波利尼西亚地区鱼类占90%的情况。这是由于复活节岛距离赤道较远，海水的温度不利于珊瑚与鱼类生存，且该岛周围多为悬崖峭壁，能够浅潭捕鱼的地方较少。拉帕努伊的居民们的主食靠他们带来的种植物、和饲养的家鸡提供。为补充蛋白质，他们乘坐棕榈树木做成的船只出海捕捉鼠海豚，这构成食物的三分之一左右。岛上筑巢繁殖的鸟类、上岸交配的海豹都是居民的美食。 •环境的破坏和文明的毁灭 当波利尼西亚人定居此岛数百年后，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在西方人发现此岛前的一两个世纪达到顶峰，约7000人到20000人左右。大酋长霍图•玛图阿的后裔分裂成许多氏族与部落，各自有着自己的领地范围。与此同时，岛内的政治系统与社会阶级的分化开始形成，为文明的繁盛创造先决条件。根据拉帕努伊人的口头传说与早期欧洲航海家的记录。岛民分成“长耳人”与“短耳人”两个阶层，前者有在耳垂上穿孔并戴上耳夹的习惯，他们代表的是社会的的较高等级：酋长与祭司。而后者代表着社会的相对较低等级：劳动者。大约在十世纪到十六或十七世纪的岁月里，拉帕努伊人开始修建大量的巨型石像：摩艾（Moai），这些石像与岛民的宗教与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像这样的石像一共制造近千个，它们每一个都重达几十吨，高数米，是岛民们用玄武岩制成的斧头加工岛上火山喷发形成的凝灰岩与火山岩而成，再用哈兀哈兀树纤维制成的绳索与棕榈树制成的木橇杆运送到全岛各地并竖立起来。在所有的波利尼西亚民族中，拉帕努伊人也是唯一一个发明文字书写系统的。氏族中祭司们在木板上镌刻一种独特的象形文字，并称之为朗格朗格（Rongorongo），意为“会说话的木头”。

图片4、 世界名胜，复活节岛巨型石像：摩艾（Moai） 根据沉积层中的花粉分析显示，大约在公元800年左右，人类的树木采伐活动已经开始。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为了给粮食作物开辟种植园、为了建造船只出海猎取海豚、为了运送与竖起石像、越来越多的树木被砍倒。老鼠也是树木减少的另一重要原因，考古学家在岛上洞穴中发现的一些棕榈果实皆因老鼠的啃食而失去发芽的能力。加之岛上传播树木花粉与种子的鸟类被人类捕杀殆尽。到了1400年之后，所有的棕榈树灭绝。在海尔达尔访问复活节岛时，全岛只剩下一株托罗密罗树在垂死挣扎，不久后这颗仅存的托罗密罗树也死亡。（幸运的是它种子被带到瑞典的植物园培育，并保存下来，日后得以重返复活节岛。） 环境的剧变也给岛民的生活习惯带来巨大的冲击，岛上所有的陆生鸟类与半数的海鸟都因人类的捕食而灭绝。海岸边的贝壳也由于过度捕捞数量大幅减少，岛民越来越多人转而食用原先很少吃的小海螺。由于失去木头建造船只，公元1500年后海豚的骨头也从人类的生活垃圾中消失。拉帕努伊人变成纯粹的农民，越来越依赖粮食作物，并更加重视养鸡，土地也因为树木的砍伐造成的水土流失越来越贫瘠。随着岛内资源的枯竭，没有足够的的食物剩余来养活社会的统治阶层祭司与贵族们，原先复杂的社会结构瓦解，大量未完工的石像被抛弃在位于拉诺拉拉库（Rano Raraku）的采石场和运送的途中。在整个17与18世纪，岛内的历史被连绵的战争充斥，全岛各处至今仍然散布着当时的石制匕首与长枪，岛民们的居住地点从地上转到了遍布全岛的地下洞穴内。到18世纪初，也就是雅可布•洛加文发现复活节岛之时，全岛的人口只剩2000人左右，即高峰期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在1770年左右，岛上的各氏族开始推倒属于对手氏族的摩艾，并砍下摩艾的头颅。到了1864年西方传教士登陆复活节岛的时候，发现所有的摩艾都被推倒了。

图片5、 到处是未完成的辉煌 后略

朱学渊问：是谁惩罚了这些光棍？中国是“空巢”吗？ 学者：中国正爆发一场“光棍危机” 新华社（5月6日）报道说，“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结构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鉴于此，中国卫生计生委等相关单位在全国展开整治“两非”行动，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新华社说，本次专项行动将加大对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从事“两非”行为的查处力度，严肃查处“黑诊所”和游医等从事“两非”的行为，严肃查处“两非”中介；以及加强可用于胎儿性别鉴定器械和终止妊娠药品的监管。 去年，中国新生儿性别比为116比100，即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116个男婴出生。山东领导曾说：中国有些地方这个比例达到120比10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标准，人类自然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为105比100。联合国人口基金2012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出于性别选择目的人工终止妊娠导致中国在2010年少出生2400万女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120比100。 易富贤：中国将现光棍危机，四千万男人找不到老婆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中国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80年代、9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口刚刚到达结婚年龄，所以中国的光棍危机现在才开始爆发出来。中国今后将会有大约4000万男人找不到老婆，这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有很大冲击的。” 新华社的报道说，“‘两非’行为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而专家认为，“两非”只是一种现象，人口性别失衡主要是政策问题。美国专家易富贤表示，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唯一原因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当人们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生男孩。 他说：“美国盖洛普公司从1941年到2011年一共进行了十次调查，如果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的话，美国人都是一面倒地选择生男孩，选择生男孩的比例为40%，只有27%选择生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