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文寫作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和曾打進普立茲獎最後入圍名單，以英文寫作的哈金，十七日傍晚經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及東亞文明系安排，在數百名觀眾面前做生活，文學對話。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歐立德（Mark Elliott）當晚為對話開場後，由哈佛東亞文明系教授，也是比較文學專家的王德威擔任主持。
王德威對同為華人，但分別住在中國、美國，一個以中文，一個以英文寫作，都有極高成就名作家的對話，抱有極大期望，希望能藉由他們，見證語言，文學的力量，探討生命經歷對文風形成有多大影響，摸索文學與政治，歷史的關係。
莫言和哈金，十七日晚透露了他們倆其實有不少共同，包括都在1950年代出生，都是東北人，都沒上過中學，還都當過軍人。
這兩個在文學路上都闖出一片寬廣天空的名人，卻有著很不一樣的後來。莫言是1955年2月17日在山東高密市出生，留在中國，成了專業作家，得到諾貝爾獎。哈金是1956年在遼寧出生，到美國深造，礙於天安門事件，滯留下來，以英文寫作成名，為謀生活，一邊嘔心瀝血的寫小說，一邊仍得在波士頓大學教書。
莫言坦言自己所有的小說素材，都脫離不了成長以來與大自然，動物，農村，軍旅為伍的生活經歷，以及身邊見到的人與事物。
他說自己從小就有當作家的夢，但那是因為聽鄰居說，當作家一天三餐都有餃子可吃。 可小時候家窮，白天忙著體力勞動，晚上家裡沒電，一片漆黑，於是一直想當兵，到部隊吃好，穿好，還有星期天可以休息，寫作。
每年都報名的終於考進部隊後，卻遇上毛澤東過世，中國社會形勢丕變，許多人開始寫作，翻譯小說不斷湧現的局面。
莫言說自己是從那個時段才開始提筆寫作，並因為看了海明威等的西方著作翻譯，意識到小說可以有和中國傳統熟知形式完全不同的寫法，也開始明白要有自己的風格，才能在寫作領域站住腳。
莫言同意作家的風格主要表現在語言上，他舉沈從文，張愛玲等人為例，指他們最大的區別就在於語言所表現出來的教育素養，經驗，人格。他也認為文學家是創造出了文體，語言風格的人，小說家只是說故事的人。
至於他寫的小說中有押韻現象，那都是受元曲薰陶來的。文革大風暴中的誇張，排比，不講道理現象，也對他的寫作有不少影響。
莫言透露，那幾年的軍旅生活，對他的影響很大，讓他親身經歷了人性善惡在戰爭中的最大化釋放，體會到人所遭遇的各種特殊考驗。他也在軍旅生涯中養成了對武器的愛好，如今不論到哪兒，都會找當地的武器博物館參觀。
哈金也說他的參軍生涯對日後的寫作有很大影響。那時他是在中蘇邊界參軍，住在地方上人家中，耳濡目染兩地人文，民風，感受偏遠地區人民的強韌生命力。他是在當電報員期間，有自己的小房間，才開始認字，看書。那時他買了本三國演義，頭二頁就看了六小時，後來還把新華字典從頭到尾看過至少一遍地來學認字。
哈金是1976年才開始學英文的，1989年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中國後，決定開始用英文寫作。
哈金坦言，“漢語”是他的第一語言，如果讓他用漢語寫作，他更喜歡寫詩，他知道在英語世界中，有些名作家的母語也不是英語，既然他已在寫作上走出一條路，就只能繼續下去。
哈金也指出他和莫言的一大差別是，他書中的人物雖然主要是華人，但他得讓這些人說英語，還得說得既像外國人說的，又說得很自然，還不能毫無根據的亂編，因而創作起來難度增加許多，每本書都要花很多斯間構思。
哈金認為，文學的最終目的是導引人心向善。他自己希望能藉作品把人們的目光導向那些平時被社會忽略了的弱勢群體，少數人群，也藉著寫作，證明自己活著。在他看來，寫作是一種消磨生命的方式。
對話結束後，聽眾提問。在大排長龍的提問者中，一名哈佛大學公衛學院女碩士生表示，自己看莫言那本“檀香刑”時，還是個心靈純潔的高中生，看到書中詳盡描述劊子手行刑所傳達出的那種享受虐待的喜悅，整整一個月都心情糾結。
哈佛大學博士岳林問，“你們創作是出於個人興趣，還是出於對國家，社會的責任，得獎後，有沒加強了這種責任感？”。
當晚開場時第一句話說的是“這還是第一次在教堂演講”，離上帝這麼近，得說真話的莫言回應表示，“說真的，都沒想到”，他的寫作動機，沒那麼高尚。當然他也知道，寫作是有責任在的，但他做的只是全力把小說寫好。
對話結束後，莫言，哈金雙雙在會場為讀者簽書。
會場擺出了莫言所著“豐乳肥臀”，“生死疲勞”，”四十一炮“等的英譯本，哈金剛出的新書”背叛的地圖（A Map of Betrayal)“。
圖片說明：
王德威（右起）介紹哈金，莫言。（菊子攝）
會場擺出了莫言所著“豐乳肥臀”，“生死疲勞”，”四十一炮“等的英譯本，哈金剛出的新書”背叛的地圖（A Map of Betrayal)“，讓出席者購書請作者簽名。（菊子攝）
莫言（左），哈金（右）在第一教堂對話。（菊子攝）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清史專家歐立德指出，該中心所辦活動，難得有這麼踴躍的出席率。（菊子攝）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清史專家歐立德(右起)向聽眾介紹哈金，莫言，說明會場規則。（菊子攝）
哈佛博士岳林（中）問兩位作家寫作是出於個人興趣還是社會責任。（菊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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